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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奇迹(1)2009-2-22
发布时间:2016-01-14 09:40:35 作者: 来源:

奇人奇迹

一一浅评(湘中教育志》

(致佘国纲先生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谢求成,

国纲先生台鉴:

惠赠《湘中教育志》,披阅之后,惊奇不已,击节赞叹者再三。

一、基本印象

《志》书全文120 万字,彩照400 帧,涉及湘中地区5县市,各类学校、书院、机关5000 余单位,人名18000 有奇,历史数千年,史料详细,气势恢宏,蔚为大观。

如此鸿篇巨册,倘若公修,以人力言,起码得10 名以上高水平学者全力以赴三年;以财力言,最低得花20万元,还未计人员薪傣等费。再者,还有两大难处:其一,湘中为新建行政区划,除新化为老县有老本而外,其余4 县、市皆新建者,历史档案尚属草创,资料难以齐备确切;其二,当今世风不正,鬼扯脚之事层出不穷,修《志》时,要摆平多方面的“关系”,殊为不易!

君非高官显爵可凭权势建瓯,又非富商巨贾能以孔方推磨,位不过“八品”,棒不满二千,竟然以一人之力,于本职繁忙之余,三年之内,撰成与出版如斯巨《志》,其艰辛程度与胆识水平,令人叹为观止,由衷敬佩:真乃奇人奇迹!

二、五点建议

为拾遗补缺,有几点建议,供您参考:
(一)建议晋升官史
私撰史志,古之贤达者,朝朝代代,不乏其人,贡献甚大。但,不论私书如何地好,总有“野史”之嫌,权威性不如官史。
       因此,你所修《湘中教育志》,虽然已是重大成果,为增加权威性,建议您向娄底地区有关行政领导人进言,在你的《志》书的基础上,略事增删,晋升为官修史书;为保持该书特色和维护您的创建之功,官修《志》书时,仍应以您为主修。此事您应主动建议,我也会相机向有关领导进言的。
虽然,目前世风不正,官吏中有一部分人,或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或争权捞钱、唯利是图,都不识修史的重大长远意义;但贤良方正、远见卓识的领导还是有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把道理讲透了,他们是会支持这种有深远意义的好事的。再说,下一道公文,盖几个图章,仅是举手之劳,但因此却顺带博得永垂青史的美名,又何乐而不为?你也不必担心晋升官《志》后,会湮没你的大功大劳。著名的《史记》 ,乃是在司马迁一家祖孙、父子三代人私著的基础上,晋升为官史的,司马氏伟大的史学家地位也因此相得益彰。事情是大同小异的。
(二)适当甄别入《志》人物
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大体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史书的水平,往往主要体现在列传上,典型人物的取舍,行文叙事的立意,乃是体现史家胆识与匠心的焦点。

《志》 书第十九章“教育人物”篇中,你撰写了曾国藩、罗辀重等5 人略传以及贺德英、李燮和等历史人物与邓森晖、钟延寿等在世模范教师共101人的简介。全文长达6 万余字,可谓群星灿烂。
但是,以“春秋大义”的高标准来严格衡量,其中有些人物、有些事情是有甄别余地的。
尽管您是位有胆有识、才学渊博的高人,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栓桔,加上不正之风的种种人事制约,您仍心有余悸,在取舍人物典型与叙事立意时,未敢全部放开手脚,秉笔直书,以致产生了如下几个问题。

1 、部分文字过于繁琐,难显辉点。

虽然,从总体上说,精短篇章居多,但是部分“简介”与“传略”却过于繁琐。如曾、葛、罗等传,皆超过8 千字,有些简介也超过l千字。我国与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无论是谁,皆限制在500 字以内!我国史学历来主张“摘其要,记其事”,因为,任何人,能垂范于后世的闪光辉点,是不可能很多很多的,叙事太多反而不得要领。--这可能是您怕得罪人,不敢出削原稿之故。

       2 、只叙不评,难显春秋大义。

曾国藩略传是个典型例子。

他是湘中地区有史以来最高的官和最大的儒,是个重要历史人物,但他是个“灰色多面体”,可以立传,不足为法。对于这种人,略传中应有所评述引导,才不致使读史者茫然。
评价曾国藩,历来有两种极端态度― 全盘否定和全部肯定。前者以毛泽东为代表,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

  毛泽东(特别是晚年)抓住曾国藩攻灭“太平天国”一事,机械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划线,称他为“镇压农民革命运动刽子手”。这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和不准确的论断。历史事实是,太平军起义之初,的确属于农民革命范畴,也拥有过石达开、李秀成等英雄将领。但由于主要领导者洪秀全品质恶劣及其妖孽般的政治纲领,以致这场农民革命运动后来变质;到定都南京之后,迅速蜕化为妖魔鬼怪式的匪盗政权。

  本来,19世纪中叶,太平军起事前后,帝国主义列强的蜂起侵华、满清王朝的残酷民族压迫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这“几座大山”,压在中国广大老百姓头上,民怨沸腾已极,只要一点火星,就足以燃起燎原之势,对农民起义是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只要领导者稍微高明一点,是不难成为第二个朱元璋的。可惜,由于洪秀一伙路子不正,只会搞歪门邪道,后来,竟然让这种大好时机付之东流,使中华儿女在这场劫乱中白流了成千上万吨鲜血。
       青年时代的洪秀全是个浪荡子,不好好读书,专事沾花惹草,三考秀才不中,大病一场,心血来潮,弄了本基督教“圣经”,按邪教模式胡乱改造,谓之“天书”,组织起“拜上帝教”,以“反满复汉”、“耕者有其田”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为号召,煽动老百姓为一小撮反动会道门头子“打进南京发洋财”、“坐金峦殿、过皇帝瘾”的终极目的服务。在政治上,他们按左道邪教的办法,以扶占与降神来蛊惑人心与决策行动,破坏一切,打倒一切,连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也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斥之“妖”, 极尽焚坑之事。在军事上,他们分不清敌友,他们的刀剑,虽然也指向满清王朝,但更多的是砍杀在各族老百姓身上,凡是对其妖道有疑义者,格杀勿论,“所过残破”… … 。在“天朝”内部,虽然宣称“胞波(其含义相当于后世的‘同志)平等”、“男女平等”,但事实上既不太平,也不平等,而是刀光剑影,狼撕狗咬,一个“洪杨事变”,就杀了两万多老“胞波” !普通教民之间,分为“男营”、“女营”,即使原来本是夫妻,不经批准,私自幽会者,也“格杀勿论”, 而官吏们则可以凭借职权大小,到女营中去挑选成十成百乃至成千上万的姬妾丫环,太平天国灭亡之际,南京城内只剩下10 万军民,洪秀全的后宫佳丽却有2 万妇女,其荒淫无耻,可见一斑!

       我在南京学习和工作已经45 年了,业余之暇,对“天国”的一切作了深入考证,1983 年发表了著名历史论文《太平天国不是农民的天国》,指明它是一个“三合一”怪胎—一份农民的欧文,一份封建余孽,再加一份宗教变种。在史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
       但这个论断的发明权,却不是我的。1996年,朱容基总理的表弟左焕奎同志,在马列主义经典中找到了更为深刻的论断。--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位开山鼻祖之一的马克思,1862 年在一篇抨击“太平天国”的评论中,直截了当地指斥洪秀全们是“一伙只知破坏而完全不懂建设的恶魔和匪盗”,“他们给于老百姓的惊惶比给于满清王朝的惊惶要厉害一百倍”!… … (此文载于解放初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60 年代后再版的《全集》却秉承毛泽东旨意删去了该文。),真正的共产党人,虽然地位有异,但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英雄所见略同”!只可惜了毛公,不知他哪个念头错了,中了洪秀全的蛊毒,他搞的那场被全中国人民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竟然与太平天国的作派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像“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怪胎,无论出现在古今中外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中,都是必须“动手术”的。所以,将曾国藩攻灭“太平天国”之事称之为“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是不准确的论断。当然,曾国藩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作为满清王朝的忠实走狗去消灭政敌,而不是代表人民去剿匪(左宗棠则多少有这方面的意思)。无论太平军是革命的或者是反动的,曾国藩的政治立场终归是反动的这才是历史的辩证观。
       另一个极端是蒋介石,他对曾国藩是全盘肯定的。蒋介石其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军事上,客观地说,也多少有所作为,曾经削平群雄,结束过袁世凯之后,旧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可以算得上“半条好汉”。在抗日战争中,投降倾向与抵抗行动参半,功过也大体对半。出于其反动统治需要,他对曾国藩的一套顶礼膜拜,并大肆宣扬曾国藩是“仲尼以后一人”,将《曾文正公家书》当做“圣经”,不仅手抄口读,而且用来教育儿孙,还常常用来作为赠送爱将的礼品(连“西安兵谏”后被软禁的张学良将军也赠给了一套)。大有自诩为“曾国藩以后一人”的架势。
老蒋为何如此抬举老曾呢?原因是“物以类聚”:二者的品质十分相似,都存在严重的虚伪性与两面性,政治立场又都是反动的。

  在学术上,曾国藩称得上是清代大儒。他诠注了不少儒家经典和刊印了不少诗书,对传播民族文化,不无微劳,在倡导文化教育方面也作了一些实事。但总体说来,瑕大于瑜,过大于功。
他信奉的是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用现代术语讲,“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说中的“修正主义”流派。其核心是标傍“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阉割了正统儒学中“民贵君轻社樱为重”, “顺天行道,不事鬼神”,“爱国爱民”等合理内核而堕人了唯心主义泥坑。
       在历史上,“程朱理学”这个流派,对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破坏作用是严重的。对于心地善良但不懂世情的书呆子来说,一旦堕入“程朱理学”的迷雾,便成了“坐谈立议,振振有词;安邦安国,百无一能”的白痴。对于心术不正的人来说,他们是用“程朱理学”来粉饰自己和欺骗别人,明代的大奸臣严嵩父子,清代的曾国藩都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单从《曾文正公家书》的字面上看,曾国藩俨然是朱熹再世、仲尼第二。如果真的这么身体力行,那末他不愧为旧式圣贤。但事实上却是另一回事。
曾国藩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他虽然表面上尊崇孔孟之道,标榜“华夷之辨”, 但实际上甘当满清王朝的奴才,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以及“文字狱”和“留发不留头”那样残酷的民族压迫,一点血性也没有。
他攻灭“太平天国”之际,确实是“反满复汉”的大好时机。其时,他手握天下精兵之半,再加上手握重兵的左宗棠等汉族将领,满清王朝的兵力大部分掌握在汉族将领手中,满蒙部队仅剩僧格林沁一支精兵。其“黄袍加身”时机,比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时好得多。据野史所载,那时候,民族英雄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以神鼎山之游为题,借物喻意,送了半幅对联启发曾国藩反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他却置民族大义予不顾,只希图封候进爵,将该联改为:“鼎之轻重,不可问焉”,以表明他甘当满清奴才的立场。但满清当局对这个奴才还是不领情不信任。就在他攻陷南京前夕,派僧格林沁兵临淮北,颇似当年钟会入蜀、司马昭兵临长安那样。弄得曾国藩“整日傍仿犹豫,不知计之所出”。
       以后,满人又利用曾国藩患失患得心理,“掀倒矮子割卵包”,一步步削掉他的军政大权,遣散他的湘军。弄得他不久便忧郁而死。
        第二,曾国藩虽然标榜“尊王攘夷”,但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凶恶侵华,却毫无爱国抗敌之心。是个“内战如狼,外战如豕”的角色,只知一味割地赔款,屈辱投降,几乎近于卖国贼。
事实上,翻开近代史,近百多年来,中国的卖国贼孽根,是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再到曹馄、段棋瑞、汪精卫,一脉相承的。
       而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则是林则徐,左宗棠~邓世昌等一条红线。
这两条线上的人物,是水火不容的。有时候,他们虽然迫于时代和形势的制约而共事一朝,但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是激烈的。

       据野史所载,曾国藩同左宗棠(字季高)之间曾以嵌名对联互相攻嘲。曾国藩出的上联是:“季子敢言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对的下联是:“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两者关系,可见一斑。曾的上联小肚鸡肠地纠缠私人意气,左公的回答却光明正大地责问国家大事。二者的品德高下,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曾国藩虽然竭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其伪君子行径,却完全相反。攻陷南京之时,他自知满清王朝有“异族不王”的天条,他是不可能晋封王爵的,于是便在财宝女人上打主意。他指使部下将洪秀全等积聚在天京的金银财宝妇女玉帛抢劫一空之后,将天京皇官工宅一把火烧成白地,一方面以“毁于战火”为辞向朝廷赖帐,另一方面,一船船地运回老家。曾家这次捞足了油水,才成为湘中首富。在船运途中,有7只满载赃银的大船,在九江被林则徐的女婿江西巡抚沈葆祯扣住了,闹到朝廷,他却说:“这是老九干的,臣不知情。”将恶名推给九弟曾国荃。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他“民族大义(天理)之荡然。私人贪欲(人欲)之炽烈”!伪君子的面孔,暴露无遗!

       由上述历史事实可见,曾国藩同蒋介石一样,同是“一丘之貉”,虽然在某些事情上,也有一事半事之善,但绝对不是可以全盘肯定的历史人物。
       所以,建议您写略传时,对这些问题应适当地点明一下。当然,您身处湘中,曾氏后裔就在身旁,得给他们多少留点情面,不可能也不需要像我这样放开手脚,秉笔直书。再说,地方志不同于国史,往往多少有点差异。“盗拓之乡,不以其行为耻,反以其能为荣。”撰地方志时,为照顾乡情,是多少需要有点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这几乎是一种地方志赖以生存的“正常需要”。未审君意如何?
3 、近世人物,有所滥竿
101 篇简介中,近世人物约三分之二。其中,有少数人同历史人物相比,其业绩档次不够,另一部分人的模范作用值得斟酌。中、小学教师模范人物中,固然有邓星晖、钟延寿等值得赞扬者,但也有伪劣产品。原因是,部分机关在提干部选模范时,犯有诸葛亮选人式的错误:苛求小节。其后果是容易将谨小慎微的“老实头”或者“乡愿”当成上品,甚至往往为“外饰而中朽”专事逢迎的小人所误。这类人,在当地单位上个“光荣榜”,倒也罢了;一旦上志书入史册,不是贻笑于当代而且会贻讥于后世。这类人的破坏作用是十分严重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竖什么杆子招什么兵”。因果相传,近世不正之风中的许多严重问题即由此而生。请看“北京的王宝森、天津的禹作敏、东北的王老太、苏州的邓老太等大案要犯”,在暴露之前,都是国家级模范人物呢!不可不慎!
       您心里也是有数的,很可能是机关送来的材料,你接不开情面去抵制。我也深知硬顶之难,但软磨之法还是有的,例如:( l)借口该“模范”非本区人士,说不便刊登。(2 ) 说:“业绩档次还有差距,请斟酌补充… … ”一拖再拖,不了了之。(3 )尽量简化,只录人名和模范称号,敷衍了事,让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 等等。


(三)补充遗贤遗事
例如,在人物篇中,建议补充:
1 、“烧车御史”谢振定
谢振定,涟源人,乾隆45 年进士,他进京为官时,正值乾隆晚年,吏治荒怠,大权奸和为相(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犯,嘉庆三年抄家抄出赃银2 亿余两),贪赃枉法,肆无忌惮,朝官襟若寒蝉。谢振定当年仅是, 不到30 岁的从六品侍御史,初生之犊不畏虎,敢于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权奸施法。某日,和妾弟驾着和的超豪华马车,在北京东城区横行,刚巧给巡城的谢振定遇上了,立命兵卒将和的小舅子,当众拖翻痛打,并且烧毁了这部豪华轿车。说:“呵?你这歹徒,意敢冒充相府家人,如此横行不法,按律该斩!”又说:“这等僧越之物,给奴才沾污了,岂堪相爷再座?烧了它!免得冲了相爷福气!”几句俏皮话,寓庄于谐,软中带硬地将“纵容不法”、“擅用偕越”等大罪当众指实了。吓了和一身冷汗。因而得了“铁头御史”、“烧车御史”等美名,传为佳话。(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将此事移植到了刘墉身上)。

 谢振定的儿子谢兴晓,嘉庆24 年进士。道光年间,他在裕州知州任内进京述职时,乾隆之孙道光皇帝得知他是“烧车御史”之子时,非常高兴地对军机大臣们说:“少年时,曾闻‘烧车御史’事,今日乃见其子!”勉励有加,并命超攫为淑州知府,以慰忠良之后。
后来,谢振定的孙子辈中,谢邦鉴又于道光25 年中进士。一门三进士,时人荣之。谢振定一家,世代书香,高风亮节,清鉴可嘉,足可垂范后世,应该为之立传。

2 、“干父之蛊”曾纪泽
曾纪泽,双峰人,曾国藩长子。此人学术、风骨与其父大不相同,真可谓“乌鸦窝里生出凤凰来”。
政治上,他是业绩卓著的良臣,又是个爱国心强烈的出色外交家。同治、光绪年间,新疆之乱中,沙俄出兵伊犁并企图鲸吞全疆。在谈判桌上,昏庸的满族官员,糊里糊涂将伊犁割给了沙俄,朝野哗然。曾纪泽受命于危难之时,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并在左宗棠“舆榇誓师,进兵新疆”的有力支援下,文武紧密配合,终于争回了伊犁地区数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同曾国藩只知割地赔款的行径截然不同。

 论学术,曾国藩迷恋于误国祸民的“理学”空谈,曾纪泽则致力于经邦济世的真才实学。他是个通晓英、法、俄三国外语,并有好几本数学著作的大学问家。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洋为中用”方面,他与前辈左宗棠,同辈严复、詹天佑、张謇、张之洞等人齐名,功不可没。
《易》曰:“干父之蛊,善莫大焉。”应该为他大书特书立传。
3 .两江总督陶澍
       陶澎,祖籍安化(梅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改嫁至涟源青烟乡扶胜村,澎亦随来。他自幼聪颖好学,常于拾柴放牛之暇,站在私塾窗外偷听诗书,过耳不忘。塾师深受感动,免费招他人学。10 余岁中秀才后,返回安化认祖归宗。嘉庆7年,33 岁中进士后,为官40 多年,位至太子少傅、两江总督。史称他:“盐政、槽运、水利、学政,多有建树。豪爽豁达,清廉刚正,见义勇为,善拔新秀,所用皆尽其才。”平生与林则徐等清流相友善,与左宗棠为忘年之交,逝世前托孤于左。

 陶澎应算是涟源地区培养之雄才,其少年轶事与宦游清节,风范卓著,至今家乡父老乐道津津,可以酌情为他在《湘中教育志》中立传。

(未完,见“奇人奇迹”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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