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园也需要这把老骨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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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件大事之一 2008-10-24
发布时间:2016-01-14 09:47:40 作者: 来源:
我的三件大事之一
佘国纲
“人生在世,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不光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也!为别人,就要不妨碍别人,就要为当世人做点有益的事,为后世人留点有价值的东西;为自己,就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从事一切自己所喜欢的活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说了自己想说的、该说的、能说的,做了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也就行了,不必为自已成就的大小沾沾自喜或自责,也不必因此感天谢地或怨天尤人,快快乐乐渡人生。”这是我20世纪70年代初得出的人生格言。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活得较累。上小学时,成绩虽好,但表现总不如老师的意,连少先队都很难加入,很苦恼。上中学,因为头发往往露在帽子外面,不合老师要求,常挨批评;要求加入共青团不批,团总支举办“谈理想”演讲比赛,却要我去,并说能获奖,结果果然得了第一名。上大学,尽管成绩优秀,但写电影剧本,硬说你是不安心专业;因为说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雷锋也是有缺点的”,结果就不许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好不容易争取下去了,好好表现,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可接着学校又另开会,重新评,就给评了下去,还是老工作队员闻知赶到,才又补了上去,我竟委屈得哭了。大学毕业,进军垦农场,因说敲碗搞“餐敬”等是对毛主席不礼貌,很不得指导员喜欢,身心总感到沉甸甸的。
1970年初的一天,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指导员在集会上指出:“有的人不讲礼貌,见到连长、指导员,连喊都不喊一声。”我对号入座,知道是讲自己,思想着也要改改才是。会后不久就在厕所门口碰到了指导员。他从厕所里出来,我上厕所去。喊,还是不喊?我竟“斗私批修”了好几分钟,最后突然像脑袋炸裂了一下,终于没有喊。
此后,我好像脱胎换了骨,身心轻松。别的人都在为分配事奔忙,而我则一开始就做好了回乡任教的打算。也许是情绪稳定,离队时竟要我担任去邵阳地区一组人员的副组长。到了邵阳,涟源县“四个面向办”的主任说要我去涟源,我就去了涟源。在县里留了一段,就要我去涟源四中,我就去了涟源四中。后来又要我到涟源县教学辅导站,我便又回到了县城。1984年调到娄底地区(现为“市”),直至今日。
虽然工作的单位不能自己决定,但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遇事已能“坦然”。我“坦然”渡过了涟源四中大字报围攻的风波,“坦然”面对了在县里因提意见而差点进班房的危机,“坦然”放过了历史论文的被抄和电视剧的夭折,“坦然”地闯过了多次车祸而大难无损,等等。虽然已在为自己为世人中得到了快乐,但还没有为后人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既为后人,也为世人,当然也是为自己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名为我的三件大事,实际上是我们的三件大事,因为这三件大事,始终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关爱和支持。
独纂并出版《湘中教育志》
20世纪70年代到涟源从事教育工作,发现湘中地方的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特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于是一直留心这方面的资料。80年代到了地区,正逢大修地方志。宣传部领导一度想要我参与,我做了编一部好志的心理准备,但最终没要我去。不过,地区志是分战线分部门包干,地区教委组织了8人的写作班子编纂“教育篇”,我是其中的一个。8人分工很快就应付完成,送审则未能通过,领导便要我一人在完成历史教研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此同时,我还要一人完成宣传部交给的编纂《当代中国的湖南.娄底地区篇》(外地区都是4-6人的专门班子),和一人撰写乡土教材《娄底历史》。我把众人写的“教育篇”看了又看,觉得修改还不如重写。得到领导认可后,先不忙写,而是收集资料。在地区志办的催促下,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我重写了 “教育篇”,并且很顺利地通过了评审。
这时,我感到几万字的“教育篇”将丢失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便萌发出编纂一部大型“教育专志”的念头。没有领导点头,我想先搞出来再说。于是就自己油印调查表,更加广泛深入地收集资料,同时构思、撰写,终于在1993年底拿出了120万字的“地区教育志”书稿。口头多次请求领导拨款出版,无人表态。最后只好书面报告请示,提出3个方案:一是作为官书,由我一人编纂,领导审定,公费出版发行;二是仍作为官书,领导审定,单位垫资7万,由我一人承包编纂出版,并负责偿还垫付款项;三是领导审定,由我一人自筹集资金承包编纂出版。领导们经过研究,批准了第三方案。
1994年,我在历史教研工作之余全力以赴,联系出版社、筹集资金,并继续核实资料,及请专家和各级有关领导审读。先后找了几家出版社,不是要价太高,就是对作者不信任,说:一个人搞出这么个大部头,我们难得给你擦屁股。但亦有天意相助。娄底电大孟铁城通读书稿,并带头捐款。地区教委副主任廖惜英将家人为他满60做酒准备的2000多元钱全部捐出。一些学校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5月9日,我由涟源返回娄底,乘坐的中巴在斗笠山路段翻车。车上30人,29人死的死,伤的伤,唯我一人皮毛未伤,资料亦无损。不久端午生日,省城的朋友也赶来祝贺。供职在岳麓书社(刚刚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出版社之一)的梅季先生帮忙解决了出版问题。
1995年,书稿定名为《湘中教育志》,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一次印刷7000多册,订购的仅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0册。书出来后,赠送捐款者等1000多册,在本地区发行了1000多册,外地发行几十册,向全国各地交换了几百册。
《湘中教育志》散布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国。民间反响良好,被称为“奇人奇迹”、“方志奇葩”。不少专家、学者写来“诗评”、“信评”,有的还写来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评论文章。于是在2000年又编印了《方志奇葩—“湘中教育志”评论集》。第一件大事基本上结束。
但余音未了,仍不断有单位和个人闻知索要,继续有人“诗评”、“信评”和“文评”,更有人用书画作品评议。2001年初,河北邢台市教委决定编纂“邢台市教育志”,到处找有关志书参考,5月则来电又来信索求《湘中教育志》,说:“志书如林,大浪淘沙。选来择去,唯有《湘中教育志》为我所期求。”;陕西西安书画家王新民题赠“宏著芳名万古留”,山西娄烦县史志馆书画家李梦白题赠“修志功臣”条幅。2002年初,云南胡兴义先生赋诗曰:“一剑磨成十载余,官修史志则无虞。佘君独力真钦佩,亲历山川绘彩图。实绩迎来众口赞,奇葩开放九寰娱。功勋美誉传千古,笑对苍穹心自舒。”2003年,《浙江通志》网站刊文提出,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应进行“编修机构的创新”,指出“在上届修志中已出现私修情况,如湖南省娄底市端阳史志馆的佘国纲先生,自费编修出版了120万字的《湘中教育志》(岳麓书社出版),这种情况应当进行鼓励和倡导”。
2005年12月,端阳楼落成,万星楼网站开通,本人决定尚余的2000多册 《湘中教育志》全部交给端阳史志馆义卖(亦可以书换书),义卖所得,全部用于筹建万星楼。
三件大事的工作量,要花的时间、经费、精力,人们可想而知。于是就有种种猜测:一定有不少助手;一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定是一天至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定是本职工作丢在一边了;一定是很有钱;一定是个苦行僧;一定是个“高尚”、“无私”的人,等等。不然,就会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所发出的疑惑:“我的这位师兄”的“业余时间是怎么分配安排的”?“办这些事情的经费是怎么解决的”?“他到底图个什么”?
也许我的回答不一定令人满意,但我是实话实说。第一,我不可能有专门助手,也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从未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我只是拿有的人陪客吃喝、打牌等一部分时间用来办这些事就行了。第二,我的本职历史教研日常工作也不可能丢,所里分配的编写任务不可能不完成,因为我还得靠此拿稿费,用以办三件大事呢。至于历史教研活动的开展,工作的成效,在全省各地市历史教研员中,可以说不是落后的,省教科所和省地社科联多次评我为“优秀历史教研员”和“先进学会工作者”。当然,在本所,多年来我是连一个优岗也未评上,但还是评上“称职”了嘛。第三,我经济上还算可以,但不可能很有钱,关键是除了粗衣粗食和简单家用,我很少别的花费。但我也不是苦行僧,想有的、该有的、能有的,我也有。更为重要的是,我愿意拿钱办这些事,比我钱多的人多的是,可他们不一定愿意办这些,而打牌、桑拿、吸烟、喝酒花掉几百上千,他们则无所谓。第四,“高尚”、“无私”,作为道义上对我的支持,我领受。但作为花环式的赞誉,我不配。因为我 “有私”,为世人、为后人,也就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快乐人生。我也不算“高尚”。我不会像古时的武训,以出卖自己的人格让人打拳踢脚得到施舍去办义学;也不会像当今媒体宣传的模范人物,为了资助贫困学生,宁可让自己的儿子欠缴学费。记得明清时,有位“高尚”的贤者说:“宁可无衣无食,不可无书。”而我,缺衣少食或粗衣粗食可以,要是真到了无衣无食的地步,我是不会办这三件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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