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园也需要这把老骨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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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部长的建议 2010-3-16
发布时间:2016-01-14 10:35:30 作者: 佘国纲 来源:端阳史志馆
给教育部长的建议
尊敬的教育部长:
你好!
听说教育部打算派一万名校长到国外去学习教育经验,我想:你们能不能,在看了我这个建议之后,再做最后决定。
我不奢望你们能够接受我的建议,但希望你们能看完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上世纪初我们中国有人探索的成功的教育改革方案,我们是否可以先了解一下,让校长们知道知道。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湖南腹地的白鹭湾(今属娄底市经济开发区大埠桥办事处),有位罗辀重先生主持的陶龛学校, 成功地实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世界“教育的革命”提出的“普及教育”、“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的三大目标。
20世纪20-40年代,由于有陶龛学校的存在,湖南白鹭湾一带的学龄儿童没有不入学的,年长失学的没有不复读的,“外省子弟,亦多响往就学”;学校“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为之转移”,乡民们大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睁大了眼睛”;当地交通、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落后面貌得到改变;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所希望解决的“无教”和“误教”忧患,在白鹭湾一带得到了成功的解决:那时,这里没有文盲,歪风邪气成不了气候,经济发达,一派繁荣景象,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
罗輈重先生的成功,在于他提出了独特的“素养”教育思想,创立了独特的“素养”教育制度,并坚持实践了30年,卓有成效!
“素养”是什么?“素养”是“平素的修养”。罗辀重先生认为:学校对前来求学的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懂得社交、道德、文化、身体、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技能,而且要使他们有这些方面的“修养”,而这些“知识、技能”和“这种修养”,都“要从教育得来”,于是便有了学校之“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他指出:“现代有好些人见利忘义,贪生怕死,没有操守,见钱眼开……都是缺乏“素养”之故。”这就是罗辀重先生的“素养教育”思想概念。他的“素养”教育思想体现在其有关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和教育设施等各个方面。
一、教育目的。罗輈重先生认为:“有教无类”。教育不是为哪个阶层、哪个集团服务,也不是为哪个阶层、哪个集团培养接班人;教育是为全人类、为所有人服务,目的是教人做“人” ,让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小学的目的,是在给人生一美好的开始”。他强调学校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懂得如何做人,并实践如何做人,训练成习惯,而成为“素养”。他特别重视被人忽视的做人常识的教育。在他主持的陶龛学校,学生坐凳有“坐凳教育”,学生在家有“在家十二要”。他指出当时学校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只限于上课、应付考试”;他抨击当时的所谓“新教育”,表面上似乎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实际上“只是盲从、粉饰、凌乱、空泛、无计划、无目的的教育。教出来的一般学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做人,亦没有立志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学生到学校是求学做人,不是为了“文凭。罗辀重先生不看重文凭,认为“文凭何足凭?证书何足证?文凭之谜不穿,教育之路不通;证书资格之束缚不解,学术思想之发展无望”,但陶龛学校的文凭却被当时一些中学十分看重,只要有陶龛的毕业证,上中学可以免试;一些未在陶龛毕业的学生,但只要在陶龛求过学,人们也会另眼相看。
二、训育方法。罗辀重先生认为:在学校里,“教”与“育”不仅应该并重,而且是“育”要重于“教”。“育”,又重在平素的“修养”。关于训育方法,他主张完全的“以身作则”,注重人格的感化。他说:“以‘身’教比以‘言’教,收效何止万倍?故我们(教育者)要学生劳动,我们就得自己先劳动;我们要学生早起,我们自己就不得晏(晩)起;我们禁止学生吸烟,我们自己就不得吸烟;我们自己不穿长衣,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穿起长衣来,就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了;我们同桌吃饭时总得谈谈笑笑,我们就不去禁止学生吃饭时谈笑。‘以教人者先教已’,是我们的唯一信条。”他还指出:实施训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的偶发事件中,加以亲切的指导。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才好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才有效果可言”。学生犯错并非全无处罚,但由学生自己议定罚则。在罗辀重先生主持的陶龛学校,充盈着“爱”的教育,师生员工均生活在“爱”与“被爱”的氛围之中。
三、教学方法。罗辀重先生“对死读书死用功,不加注重”,他重“教给受教育以求智的方法,指点求智之途径,给以开‘知识宝库’之钥,至于知识本体,应让他自己各自去求自己所需要的”;“重思考,不重记忆,重知识的应用,不重知识的本身”;重“亲身经验”、“野外观察”,主张“教学做合一”。他还注重让学生“养成自动研究的习惯”,主张“各种小组研究会,愈多愈好,各就兴趣组合”。他认为,“把学生视为海绵、印泥,把教育视为一般知识的累积”,是“不懂教学的教师”,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学生自发的能力,不晓得教育是生长的历程。只把自己尚未溶化的书本知识,灌注给学生,植入学生的心,至于知识之实践与求知之方法,何谓辅导,何谓启发,则置之不问。他们不肯修养这种技术,而且不把这种知道认为必要,单凭注入与考试为唯一的方法”。六七十年前的陶龛,不把课堂叫作“教室”,而是称作“教学室”。这一字之多,充分反映出陶龛学校主持人教育观念的前卫。那时的陶龛学校,虽然也是按年级分班教学,但具体到每个学生,则是 “无年级教学”,他可以在五年级的班学国语,在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班赶学算术,一年后达到在六年级的班同学国语和算术。
四、教育环境。罗辀重指出:学校所在地之环境,与学校教育“有莫大之关系”,“教育效率之大小,常与环境之良否成正比例”。这种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陶龛学校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罗辀重先生和村民们还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该校附近不及半里有半日制的求实通俗学校,学风优良;村中的“罗氏进德会”,对烟、酒、牌,赌、奢侈和迷信等习惯,订有禁条;校外“杂货药材”三五片,都能帮助学校不卖烟酒给学生;门外渡船一艘,渡夫对学生之在河边玩水,涉及危险之事,能加以注意;社会对学校,不但无甚恶感,而且具有几分敬仰!更为重要的是,罗辀重先生在学校内部营造了一个民主的,公正、公平的教育教学氛围,师生员工各有应尽之“职责”,但在人格上都是对等的“朋友”关系,学校对师生员工的评价不是听不“听话”,而是讲不“讲理”,“教员与教员间之一道高墙,师生间之一道高墙”,在陶龛学校是“有历史以来就未曾筑过的”。他说:“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民主生活,一种态度—民主态度。”这样的环境是“素养”教育所必须具备的。
五、教育设备。1947年,罗辀重先生曾发表一篇文章,纠正前清时流传下来的一种不合理的习惯说法,那就是把学生去学校“求学”喊作“读书”。他告诫大家:“以后千万不要说或写‘在某某学校读书’。记着,我们在学校是“求学”呀!”他认为:“求学”是“寻求真实的学问”,“向有学问的人求,向实验室求,向大自然求,向工厂,农场求”,当然,“也向书本求,但只限于‘用书’而不死读” 。他指出:“‘求学’本不限于向学校求。不过,学校是专为‘求学’而设的,它除求学外,没有别用。所以它要有便于求学的一切设备,如博物馆、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农圃、工作场、运动场等。”作为20世纪前期的偏僻乡村小学陶龛,在罗辀重先生的努力下,求学的设备应有尽有。它的农场、工厂、运动场、实验室、博物馆,都是大规模的;它有3个图书馆,并实行开架借阅,以满足教师、少年和幼儿的不同需求;它还有当时城市学校都罕见的钢琴、电话;该校的商店、理发店、印刷厂等统称为“消费合作社”,由学生自己经营管理,既是消费服务组织,又是教育教学组织,新生入学时入股,股金红利一般用于改善伙食,学生毕业时股金退还并发给纪念品或奖品。这些都成了罗辀重先生在陶龛实施“素养”教育的有力保证。
六、经济办学。教育是个需要花钱的事业。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在世界各国中最多,教育任务最大。但中国又是一个穷国,办教育必须要“一钱有一钱之用”。罗辀重先生提出:“吾国是穷国,我们要以经济的方法,办最有效率的事情”,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他办教育,做到人人都要上学,但学费则穷人免交或优惠,富人则要收取“特别学费”。他对“善捐之款”,非常精打细算,从“不敢慷他人之慨,浪用一文。总期于尊款不致虚掷,以副捐者盛意”。他对前来视察指导、参观学习的各级政府官员、各界知名人士和外校师生,从不设宴招待,而是与本校师生共餐。他早在1922年就提出破除“中元烧包”(中国人)的迷信,节省出钱来办教育。他说:“吾国四万万人,即以至少限度计算起来,有半数(二万万)烧包的,平均每人每年烧包要破费一串(浙江一带尽用金箔、银箔,决不止此),合之即每年二万万串,把这笔款子,立即可以添办中心小学至少二十万所。普及教育,不是很容易的事么?只看大家的决心何如?” 罗輈重先生在主办陶龛学校的同时,还义务开办夜校,扫除当地文盲。他的扫除文盲,不光是扫除“文字盲”,更重要的是扫除“政治盲、经济盲、社会盲、卫生盲、自卫盲”和“见理不明,患着瞀病的理盲”。
七、聘请教师。20世纪30年代,罗辀重先生曾作文,鲜明地提出“改革师教”的主张: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只能抱一种人生观—即服务之人生观”。他说:“别的学校毕业的青年,可以抱任何各种不同之人生观:如享乐之人生观,升官发财之人生观,糊口之人生观,甚至消极厌世之人生观,都是各人意志的自由,唯独师范毕业生不然。”因为,师范毕业生是去当教师的,是“为人师表”的;教师的任务主要不是“教书”,而是“造人”。他把教师与公务员一样称为“公仆”,“大,中学校的教师,是青年的公仆;国民小学的教师,是国民或儿童的公仆”。罗辀重先生聘师十分严格,但并不特别注重教师资历、文凭,而是重在“人品”。他把“堪为人师”作为聘师的核心标准,认为“教育者的理想性格,是以‘爱’为中心,而以服务、效劳为最高理想”,要求教师树立 “三爱” 精神(即:“爱教育”、“爱儿童”、“爱学校”),和 “三血”精神,即:“磨血(磨尽自己的心血)、呕血(呕尽自己的心血)、造血(为社会创造新的血液)。他在为某中心小学拟订的“聘师之条件”和为陶龛学校制订的教师“聘约”的条款中,条条蕴含着“为人师表”之意,诸如:教员“必须注重人格,以身作则”;“应具有‘学不厌诲不倦’之热情”;“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上课中”;“负有纠正社会恶习之责”;“应以全付精力,对付受教者”;“对儿童要有循循善诱之态度”;“对同事要能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应有远大眼光”“不受物质诱惑”。
八、“五育”并重。关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因素,20世纪30年代,罗辀重先生在陶龛学校将其分为“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实施的是“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40年代则分为“群性的修养”、“道德的修养”、“身体的修养”、“知识的修养”、“艺术的修养”五大方面,实施的是“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育并重”。“五育并重”是罗辀重先生“素养教育”思想的核心。在陶龛学校,“五育”是并重的,实施“五育”的各科课程也是并重的,没有什么“主课”、“副课”和“主科”、“随意科”之分。“五育”关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虽然从某种意义和某个角度看问题,可把某育摆在第一位,但它们绝无轻重之分。如果硬要“重”中分“重”,那就是罗辀重先生指出的:“学校的重心,应该在群育—即处群的教育—其余实施的德、智、体、美四育,应都是为着处群而有”;学生入学,就是为了“求学”处世处群的知识、技能和处世“处群的方法”。“群育”虽不是罗辀重先生首先提出,但在世界教育史上,能像他那样对“群育”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的恐怕很少,而像他那样在陶龛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实施“群育”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恐怕更难找出第二人。
与以上“素养”教育思想观点相适应,罗辀重先生创立了一整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素养”教育教学制度。
一是“血性”校训。罗辀重先生认为:血性是中国固有之美德“信义”。“信”即“诚信”,“义” 即“责任”。为人就要“诚实守信”,“尽职尽责”。他说:“血性的人,非常本色、非常老实、心地光明、行为正大,决不虚伪,决不扯谎,决不欺诈,决不取巧,决不做阴谋。做错了的事能自己承认,决不嫁祸于人。答应人家的事决不失信,决不失约”,这就是“诚”,这就是“信”;“血性的人富于牺牲精神,见义恐后,见利恐先,能刻苦、肯负责。对公家的事,能尽心竭力去做。他人有急难时,能尽力去救助。只要是信之所在、仁之所存,便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决不畏难,决不退缩,也决不怕失败”,这就是“义”,就是“责”(尽职尽责)。也就是说:“血性做人”有两个方面,一是律己“要诚实守信”;二是待人“为他人着想”。这是罗辀重先生“唯一教人教已的方针”。他于1922年将“血性”定为陶龛学校校训,此后数十年中,陶龛学校之教育精神无处不表现为“血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血性”学子。抗日名将宋希濂将军小时求学陶龛,他写过一篇题为《发扬先辈精神》的作文。他在作文中写道:“中华民族是屹立于东方之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勇敢求索,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享有博大精深、礼仪之邦的美称。几千年来,从没有被外人征服过,这个历史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中夭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捐躯,在所不辞;为民造福,死而后已。”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洋溢着深深的血性情怀。在滇缅大战中,美国《纽约时报》曾称:“宋希濂将军与史迪威将军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英勇的一页”。中国第七届人大代表、陶龛学子王工先生,被中外媒体称为“血性律师”。罗辀重先生的“素养”教育首要的就是信仰与道德的素养。在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孩子“在家上学”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提高孩子的信仰与道德。如果美国的学校实施的是罗辀重先生的“素养”教育,很多家长就不会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了。
二是“旬日教学制”。“旬日制”古已有之,唐朝时遇旬则休沐,谓之“旬休”。中华民国成立后实行“星期制”。“星期制”原为西俗。基督教以七日拜神一次,故称“礼拜”。日本人又改“礼拜”为 “星期”。罗辀重先生认为“礼拜”含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而“星期配以七个星子之名字,牵强附会”,且“在一月内,一年内,毫不整齐,于记忆上及计算上极感困难”,加之“素养教育”的实施,需要增加学生在校的时间,于是在1931年改 “星期制”为“旬日制”。每月逢一,为旬之开始日,其早晨举行纪念旬会;逢十为休息日;逢三、八日作文;逢有三十一日为特别日,举行一切全校之活动集会,如大扫除、比赛、会试、娱乐、远足等;每学期以办足十五旬为原则。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先生视察陶龛学校,说“辀重先生有特殊的眼光”,敢用“旬制”,“节省时间,计算便利”,认为罗辀重先生这一“旬日教学制”是一伟大创举!倘若,全世界学校都实行这一“旬制 ”就独特于,有别于社会各行各行。
三是“学校家庭化”。陶龛学校师生均住校,学校以“为父母服务”为天职,凡父母应做的,学校“尽可能一一做到”,教师既负“教育”之责,且兼“管训”之责,“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素被人誉为“全体师生的家庭”。罗辀重先生认为:“教育之范围应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学校“聚各阶层、各姓族于一堂”,已有社会性质,加上“学校家庭化”,学校教育就不再仅是“形式上之施教与受教”,且“包括平时言谈讨论、彼此知识交换、社会领导共事及种种模范作用”。寒、暑假,学生回家则把在学校“所学的,向比学校广大千万倍的社会中,各个地去实地试做一下看”,形成为“家庭学校化”。“学校家庭化”和“家庭学校化”是实施“素养教育”的重要保证,既不会父教缺失,也不会母教缺失。1939年到1943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先生把他的两个孩子谭中和谭正留在国内罗辀重先生主持的陶龛学校求学,就是陶龛学校享有高誉的最好佐证!2008年5月18日,譚中教授在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贵宾室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在陶龛学校的那段历史。他说:陶龛学校那段历史补偿了他失去天伦之乐的苦楚,使他逐渐健康成长,没有潦倒、没有堕落、没有偏离正常发展。
四是“无分数教学”。罗辀重先生在陶龛学校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实施“无分数教学”,直到50年代初逝世为止。该校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成绩一般均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每期末,学校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求学情况也没有分数,30年代按“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报告,其中“学业”又分“达到标准的科目”、“不及标准的科目”、“进步特异的科目” “最感兴趣的科目” “急需补习的科目”等项;40年代则按“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大方面几十个项目报告。在陶龛学校,师生们一天到晚都“像很忙而实闲,又像狠闲而实忙”,他们玩耍是教学,寓教学于娱乐之中。从未有过沉重负担的感觉。1935年,湖南湘乡县督学宁纯宦先生在其视察意见中说:“县中各完全小学多用力于高小部,求毕业会考之优胜,该校(陶龛)则平均发展,只求实效,无与人争胜之心。”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县级历年会考中,陶龛学生的计分成绩总是名列全县前茅。
五是“中心教育教学旬“。罗辀重先生主持的陶龛学校,其教育教学每旬都有一个中心内容,这一旬,就被称为这一内容的中心教育教学旬。这个中心内容由学校主持人,根据学校实际教育教学需要提出,既有针对性,又有时代性。1939年下学期,该校为注重生活教育,曾先后以“食、衣、住、行、乐、育”的人生六大需要,和人生必须具备的六艺(六个方面的修养和技能—礼、乐、射、御、书、数)等内容为各旬的教育教学中心。每旬中心内容的教学均组织安排严密,目的具体明确,措施切实可行。“中心教育教学旬”以教与学为主,但同时也要做,要进行训练,要总结。每旬都有一次全校的纪念旬会。每次纪念旬会,均推举一名学生练习当主席,并由学校主持人或导师演讲。纪念旬会一般放在旬一,既总结上旬中心教育教学成果,表彰优秀,又布置本旬教育教学中心内容,同时紧密结合当旬节日、纪念日内容进行。这种中心教育教学旬制度,长年坚持,内容常新,很有实效。
六是“中心教育训练月”。罗辀重先生明确提出:学校 “教人做人”“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实际的活动中训练。”也就是说,教育不但要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知识、技能,更要让学生坚持训练,使之成为习惯,成为潜意识,成为“素养”。为此,陶龛学校在设立中心教育教学旬制度的同时,又设立了中心教育训练月制度。如果说,中心教育教学旬重在教与学,那么中心教育训练月则重在“做”,即训练。每月训练的中心均与当月各旬教学中心密切相关。1940年3月,陶龛学校“教育教学旬”的中心先后为“礼、义、廉、”,训练月则为“礼”。学校编有《新生活的礼与新生活的食》的训练教材,教材的内容针对儿童实际编写,内容含义深刻,文字却浅显易懂,宜于训练。如教材中在“普通的礼”中写道:“从学校回家,看见父母尊长,我们应该怎样表示敬意?人多的地方,行动常被阻,你用力挤进去,或撇开别人抢头,这算有礼么?在公众场所,一面走一面吃东西,或随手乱丢瓜壳字纸,或随地涕吐,这都是失礼的。” 陶龛学校每月都有一次月会,月会既与当月有关节日、纪念日结合,又与该月训练中心紧密结合。
七是“学生自治”。陶龛学校的教学观念不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是“以儿童为中心”,主张学校“为儿童所有,为儿童所治,为儿童所享”的“三儿主义”,从小就让孩子们学习民主地自己管理自己。在陶龛学校凡是孩子们能做的事,都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做。学生“在校一切起居饮食”,都“随团体而自发自动”;“教学室寝室清洁,完全归学生轮流负责扫除,不劳手校工”;学校食堂、合作社、阅览室、花圃、竹林等,都是学生服务员自己管理;节日、纪念日、旬会、演讲会等,也都是学生自己担任主席。1989年,有位陶龛校友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5月,我刚上三年级,只有8岁,竟由班上选拔到全校旬会上当小主席,后来进了中学、中专,参加各种街头演讲,逢有怯场时,我就会想起8岁当小主席的事,胆怯的心情便一扫而光。”在“唤醒每一个儿童潜在的能力,允许孩子们广阔的个性自由地浮现和发展”,不“给孩子填塞知识,而是在适当的时刻唤醒孩子来自于灵魂和内在的某些能力”等方面,罗輈重先生的“素养”教育比今天人们所推崇的华徳福教育要全面系统得多。
八是:校友服务制。陶龛学校于1927年正式设立校友服务制,从品学兼优而又无力升学的毕业生中挑选一部分留校服务或选送去读书待毕业后再回校服务。这既解决了学校师资问题,又解决了一些贫困学生的就业问题,同时更加密切了学校与毕业生的关系,一举数得。
罗輈重先生的“素养”教育,追求的是“让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就是人人都能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潜能,人人都有吃有穿、有说有笑、有工作、有尊严,和谐共处,快乐一生。这种的美好人生,必须靠平素的修养,这种平素的修养必须靠教育得来。即使世上还存在贫富阶层,但教育不能只为这个阶层或为那个阶层。受教育者无论出身贫富、无论智贤愚不肖,都应通过“素养”去获得“美好人生”。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不会去“为文凭”争过独木桥,也不会去“为分数”“争会考之优胜”,更不会去为“文理分科”而争吵不休(中国现实)。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血性”的学子,谁也不做“人上人”,谁也不当“人下人”,大家“和谐共处”,学校里和社会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暴力抗衡。
罗辀重(1889-1950)先生说:“路,当然是自己开辟的好。不过,古往今来,真正辟新路的有几人?而走现路的千千万万。既走现路,则前头已有很多人走过,究竟哪一条是正路,哪一条走不通,问问前人,尚不失为一种经济的办法。”当今我们希望国家稳定,世界和谐,但往往事与愿违,其问题主要都是出在教育上。如果我们的教育,能象罗輈重先生那样坚持“素养”教育的思想与实践,那么国家的稳定,世界的和谐,就会有望!
致礼!
佘国纲
201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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