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园也需要这把老骨头41

长沙开会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老版万星楼1 >> 教育之人研究 >> 研究动态 >> 我的三件大事之二 2008-10-9

我的三件大事之二 2008-10-9
发布时间:2016-01-14 11:29:27 作者: 佘国纲 来源:端阳史志馆
我的三件大事之二
佘国纲
“人生在世,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不光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也!为别人,就要不妨碍别人,就要为当世人做点有益的事,为后世人留点有价值的东西;为自己,就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从事一切自己所喜欢的活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说了自己想说的、该说的、能说的,做了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也就行了,不必为自已成就的大小沾沾自喜或自责,也不必因此感天谢地或怨天尤人,快快乐乐渡人生。”这是我20世纪70年代初得出的人生格言。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活得较累。上小学时,成绩虽好,但表现总不如老师的意,连少先队都很难加入,很苦恼。上中学,因为头发往往露在帽子外面,不合老师要求,常挨批评;要求加入共青团不批,团总支举办“谈理想”演讲比赛,却要我去,并说能获奖,结果果然得了第一名。上大学,尽管成绩优秀,但写电影剧本,硬说你是不安心专业;因为说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雷锋也是有缺点的”,结果就不许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好不容易争取下去了,好好表现,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可接着学校又另开会,重新评,就给评了下去,还是老工作队员闻知赶到,才又补了上去,我竟委屈得哭了。大学毕业,进军垦农场,因说敲碗搞“餐敬”等是对毛主席不礼貌,很不得指导员喜欢,身心总感到沉甸甸的。
1970年初的一天,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指导员在集会上指出:“有的人不讲礼貌,见到连长、指导员,连喊都不喊一声。”我对号入座,知道是讲自己,思想着也要改改才是。会后不久就在厕所门口碰到了指导员。他从厕所里出来,我上厕所去。喊,还是不喊?我竟“斗私批修”了好几分钟,最后突然像脑袋炸裂了一下,终于没有喊。
此后,我好像脱胎换了骨,身心轻松。别的人都在为分配事奔忙,而我则一开始就做好了回乡任教的打算。也许是情绪稳定,离队时竟要我担任去邵阳地区一组人员的副组长。到了邵阳,涟源县“四个面向办”的主任说要我去涟源,我就去了涟源。在县里留了一段,就要我去涟源四中,我就去了涟源四中。后来又要我到涟源县教学辅导站,我便又回到了县城。1984年调到娄底地区(现为“市”),直至今日。
虽然工作的单位不能自己决定,但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遇事已能“坦然”。我“坦然”渡过了涟源四中大字报围攻的风波,“坦然”面对了在县里因提意见而差点进班房的危机,“坦然”放过了历史论文的被抄和电视剧的夭折,“坦然”地闯过了多次车祸而大难无损,等等。虽然已在为自己为世人中得到了快乐,但还没有为后人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既为后人,也为世人,当然也是为自己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名为我的三件大事,实际上是我们的三件大事,因为这三件大事,始终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关爱和支持。
研究宣传教育之神罗辀重
20世纪80年代末,在编纂《湘中教育志.人物传》时,发现了罗辀重。罗辀重(1889-1950),字春驭,湖南省湘乡县白露湾(今属娄底市西阳乡)人。1914年,他毅然自费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儿童教育,师从杜威,与陶行知等同学。1920年,他学成回国,谢绝高官厚禄,直奔湘中山村,埋首乡村教育数十年,直至离开人世。他30年如一日,以陶龛学校为基地,进行乡村基础教育的综合改革,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成了校产,连留美带回的照相机和几百张风光画片也献出做为办学之用。他立足当时,面向未来,实施“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素养教育”,在一个局部范围内成功实现了所有的儿童都能受到教育,并得到全面发展的近现代“教育的革命”,被人誉为“教育之神”。
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明末清初,中国有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可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100多年中,人们只知有黄、顾 “两先生”,而不知有王夫之(船山)先生。直到150多年前,邓湘皋、曾国藩编刻出《船山遗书》后,王夫之才为世人所知,并与黄、顾,并称为“清初三先生”。20世纪前期,中国教育界群星璀灿。但50年代后,只有陶行知、晏阳初等少数几人为世人熟知,而当时就被誉为“教育之神”的罗辀重,却鲜为人知,连本地“后生小子”都“不能举其名姓”。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有人发起纪念罗辀重的活动,罗辀重才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抬出来。大陆重建陶龛学校和纪念罗辀重的活动,在统战部门的支持下,大大热闹了一阵。1987年,有几个年老的陶龛校友成立了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但他们力不从心。1990年全国七届人大代表王工提出“总结、推广爱国教育家罗辀重的教育理论”的建议后,湖南也曾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亦未能如愿。虽然此时台湾和大陆都有几篇有关罗辀重的文章出现,但对陶龛的办学经验和罗辀重的教育思想并未有较为系统的总结、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我的第二件大事。(庆幸的是,这时还有一大批海内外年老陶龛校友健在。他们提供了不少原始材料和口啤资料。如果再晚几年,随着这些老人的相继离世,说不定罗辀重的教育思想将被永久埋没了。)
1991年,我在《湖南教育研究》发表“罗辀重教育思想初探”,“以其资料翔实与立论缜密,获得赞誉”(编辑陈健语),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破例吸收我为研究会会员。1994年,研究会补选我为副主任,1996年又要我担任主任之职。这时,研究会虽然名义上还有几位老一辈陶龛校友,但能实际从事研究的几乎只有我一人了。几年中,我写出了“再探”、“三探”以至“十探”,想在《湖南教育研究》上连载,得到的回复是:《湖南教育研究》“拟广泛地刊载湘籍教育名人思想研究,暂不宜集中版面刊载某一人的思想研究”。于是,1997年我便创办《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季刊,并着手编辑出版《罗辀重文集》。先是托熟人找了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做这无利可得之事。最后只身跑到湖南教育出版社,他们答应出版《罗辀重文集》。是真诚感动了他们,还是他们觉得“有此责任”,或者二者兼有?反正与他们社长、总编素不相识。
我一直在努力,想把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由个人的自发行动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均未能成功。1992年,我在市五届人大会上提议研究宣传罗辀重教育思想,没有结果。1998年,我在市首届政协一次会上再次提议,还是没有引起重视。1999年,一拖再拖的《罗辀重文集》终于在罗辀重诞辰110周年之际出来了。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我垫资承办了“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会议形势非常喜人。市教委、市教科所领导均出席会议。全国各地70多名专家学者齐集娄底。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指示:“我们的师专和教科所,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不能再让它成为少数人的个人行自发行为,而要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他表示:“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让他(罗辀重)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经验重新在湘中娄底这块土地上发芽、开花、结果,然后把它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娄底师专的领导也当场表示,将承担我打算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性的罗辀重教育思想研讨会。我本想在自己编印出《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一书后,就移交。然而,会议过后将近一年,一切照旧。市政府答应的15000元会议经费,直到2001年才由市教委给付10000元。
2001年初,在市首届政协三次会议上,我与35名政协委员联名提议要求在大会上就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发12分钟的言,没有回音;提议市委、市政府对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与推广作出决策,亦无回音。当我知道师专已无意举办全国性的罗辀重教育思想研讨会,再想自我准备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想再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之神罗辀重》,他们说:“《罗辀重文集》,我们出了。书都给你,不要你一分钱。但如果再没有政府领导出面,出有关罗辀重的书,不要再找我们,自费出版也请找别的出版社。”好在不久,新风出版社闻知找来,《教育之神罗辀重》得以在2000年出版。我在“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罗辀重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一文(刊登于《娄底师专学报》2000年第一期),也被香港国际教育协会看中,将其评为“特等奖”,特邀我出席2001年8月在泰国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华文教育论坛暨华人教育家成就颁奖大会”。我觉得这是将罗辀重推向世界的一个机会,必须抓住,于是积极筹集资金。从市财政得到10000元的补贴,自己再准备了7000元。与会者大多是身兼教授、研究员的校长、书记、县市长、教委主任和有较多科研经费的教授专家,他们会后大都考察旅游,花费在二三万以上。我开完会立即赶回,这一万多元没有白费。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几分钟的“有关教育之神罗辀重研究”的发言。这个发言又被大会评为“一等奖”。不久,又从娄底日报上看到,《教育之神罗辀重》一书被评为娄底市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更为喜人的是,10月18日,我被特邀出席《湖南教育史》“省内专家评审会”,另有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0来位教授专家出席。我在会上介绍了罗辀重及其素养教育思想,希望《湖南教育史》编委眼光超前,将罗辀重浓墨重彩写进去,得到与会教授专家的一致赞同,有关领导便要我起草“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思想与实践”一节,将罗辀重与杨昌济、徐特立和青年毛泽东并列为民国时期的湖南教育家。这篇一万多字的书稿首先被《湖南一师学报》全文刊发,全国许多刊物来函要求刊载,然后被省教育厅有关部门摘要采用七八千字,以“罗辀重与陶龛学校”为题单立为《湖南教育史》中一节,2002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从而确立了罗辀重基础教育改革家的历史地位。
我的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能够坚持下来,众多热心人士(包括有的领导)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不仅在经济物质上给予资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道义上给予支持。2000年,就有30多人填表加入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有广州的与罗辀重共过事的90多岁的离休干部,有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教授、特级教师、研究员,有干部、领导。尽管他们不一定会从事多少实际研究,但他们愿意加入,就是一种莫大的支持。那些诸如“湘中奇土”、“湖南一杰”、“湘中教育的福音”、“湘中教育家”等赞誉的话语,是不能单单视为花环的,它其实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道义支持。
有的人不理解,说:你一不是罗辀重亲属,二不是陶龛校友,三不是罗的同事朋友,四不是组织领导安排,五不是要靠此出论文评职称,何以如此热心罗辀重的研究?在10月19日的《湖南教育史》省内专家评审会上,就有专家开玩笑地对源流史专家何光岳说:“你要查一查,看姓佘的与姓罗的有什么渊源关系。”其实这很简单,我们在渊源上同为炎黄子孙,在心灵上悉悉相通;另外就是罗辀重值得研究,应该研究,我喜欢去研究;还有就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就可能没人去研究了(有的人想研究则力不从心),这样,罗辀重的教育思想就会失传,那我们就会既有愧于前人,又有负于后人……
2002年8月,《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季刊宣布停刊,但我并不会停止对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2004年,我筹资兴建了端阳史志馆的中档次馆舍—端阳楼,第一件事,就是在端阳楼设立了一个“教育之神瞻仰厅”。2005年12月,在娄底电信的帮助下,“万星楼”网站开通,“教育之神研究”成为该网站一个重要栏目。……
三件大事的工作量,要花的时间、经费、精力,人们可想而知。于是就有种种猜测:一定有不少助手;一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定是一天至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定是本职工作丢在一边了;一定是很有钱;一定是个苦行僧;一定是个“高尚”、“无私”的人,等等。不然,就会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所发出的疑惑:“我的这位师兄”的“业余时间是怎么分配安排的”?“办这些事情的经费是怎么解决的”?“他到底图个什么”?
也许我的回答不一定令人满意,但我是实话实说。第一,我不可能有专门助手,也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从未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我只是拿有的人陪客吃喝、打牌等一部分时间用来办这些事就行了。第二,我的本职历史教研日常工作也不可能丢,所里分配的编写任务不可能不完成,因为我还得靠此拿稿费,用以办三件大事呢。至于历史教研活动的开展,工作的成效,在全省各地市历史教研员中,可以说不是落后的,省教科所和省地社科联多次评我为“优秀历史教研员”和“先进学会工作者”。当然,在本所,多年来我是连一个优岗也未评上,但还是评上“称职”了嘛。第三,我经济上还算可以,但不可能很有钱,关键是除了粗衣粗食和简单家用,我很少别的花费。但我也不是苦行僧,想有的、该有的、能有的,我也有。更为重要的是,我愿意拿钱办这些事,比我钱多的人多的是,可他们不一定愿意办这些,而打牌、桑拿、吸烟、喝酒花掉几百上千,他们则无所谓。第四,“高尚”、“无私”,作为道义上对我的支持,我领受。但作为花环式的赞誉,我不配。因为我 “有私”,为世人、为后人,也就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快乐人生。我也不算“高尚”。我不会像古时的武训,以出卖自己的人格让人打拳踢脚得到施舍去办义学;也不会像当今媒体宣传的模范人物,为了资助贫困学生,宁可让自己的儿子欠缴学费。记得明清时,有位“高尚”的贤者说:“宁可无衣无食,不可无书。”而我,缺衣少食或粗衣粗食可以,要是真到了无衣无食的地步,我是不会办这三件大事的。

上一篇:再上梅子山(二) 2008-10-9   下一篇:学习罗辀重先生的高贵品德 2008-10-9
相关评论more>>

欢迎发表自己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