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件大事
来源：万星楼网站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3426
我的三件大事
佘国纲
前言
“人生在世，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不光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也！为别人，就要不妨碍别人，就要为当世人做点有益的事，为后世人留点有价值的东西；为自己，就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从事一切自己所喜欢的活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说了自己想说的、该说的、能说的，做了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也就行了，不必为自已成就的大小沾沾自喜或自责，也不必因此感天谢地或怨天尤人，快快乐乐渡人生。”这是我20世纪70年代初得出的人生格言。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活得较累。上小学时，成绩虽好，但表现总不如老师的意，连少先队都很难加入，很苦恼。上中学，因为头发往往露在帽子外面，不合老师要求，常挨批评；要求加入共青团不批，团总支举办“谈理想”演讲比赛，却要我去，并说能获奖，结果果然得了第一名。上大学，尽管成绩优秀，但写电影剧本，硬说你是不安心专业；因为说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雷锋也是有缺点的”，结果就不许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好不容易争取下去了，好好表现，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可接着学校又另开会，重新评，就给评了下去，还是老工作队员闻知赶到，才又补了上去，我竟委屈得哭了。大学毕业，进军垦农场，因说敲碗搞“餐敬”等是对毛主席不礼貌，很不得指导员喜欢，身心总感到沉甸甸的。
1970年初的一天，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指导员在集会上指出：“有的人不讲礼貌，见到连长、指导员，连喊都不喊一声。”我对号入座，知道是讲自己，思想着也要改改才是。会后不久就在厕所门口碰到了指导员。他从厕所里出来，我上厕所去。喊，还是不喊？我竟“斗私批修”了好几分钟，最后突然像脑袋炸裂了一下，终于没有喊。
此后，我好像脱胎换了骨，身心轻松。别的人都在为分配事奔忙，而我则一开始就做好了回乡任教的打算。也许是情绪稳定，离队时竟要我担任去邵阳地区一组人员的副组长。到了邵阳，涟源县“四个面向办”的主任说要我去涟源，我就去了涟源。在县里留了一段，就要我去涟源四中，我就去了涟源四中。后来又要我到涟源县教学辅导站，我便又回到了县城。1984年调到娄底地区（现为“市”），直至今日。
虽然工作的单位不能自己决定，但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遇事已能“坦然”。我“坦然”渡过了涟源四中大字报围攻的风波，“坦然”面对了在县里因提意见而差点进班房的危机，“坦然”放过了历史论文的被抄和电视剧的夭折，“坦然”地闯过了多次车祸而大难无损，等等。虽然已在为自己为世人中得到了快乐，但还没有为后人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既为后人，也为世人，当然也是为自己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名为我的三件大事，实际上是我们的三件大事，因为这三件大事，始终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关爱和支持。
第一件大事：独纂并出版《湘中教育志》
20世纪70年代到涟源从事教育工作，发现湘中地方的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特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于是一直留心这方面的资料。80年代到了地区，正逢大修地方志。宣传部领导一度想要我参与，我做了编一部好志的心理准备，但最终没要我去。不过，地区志是分战线分部门包干，地区教委组织了8人的写作班子编纂“教育篇”，我是其中的一个。8人分工很快就应付完成，送审则未能通过，领导便要我一人在完成历史教研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此同时，我还要一人完成宣传部交给的编纂《当代中国的湖南．娄底地区篇》（外地区都是4－6人的专门班子），和一人撰写乡土教材《娄底历史》。我把众人写的“教育篇”看了又看，觉得修改还不如重写。得到领导认可后，先不忙写，而是收集资料。在地区志办的催促下，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我重写了 “教育篇”，并且很顺利地通过了评审。
这时，我感到几万字的“教育篇”将丢失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便萌发出编纂一部大型“教育专志”的念头。没有领导点头，我想先搞出来再说。于是就自己油印调查表，更加广泛深入地收集资料，同时构思、撰写，终于在1993年底拿出了120万字的“地区教育志”书稿。口头多次请求领导拨款出版，无人表态。最后只好书面报告请示，提出3个方案：一是作为官书，由我一人编纂，领导审定，公费出版发行；二是仍作为官书，领导审定，单位垫资7万，由我一人承包编纂出版，并负责偿还垫付款项；三是领导审定，由我一人自筹集资金承包编纂出版。领导们经过研究，批准了第三方案。
1994年，我在历史教研工作之余全力以赴，联系出版社、筹集资金，并继续核实资料，及请专家和各级有关领导审读。先后找了几家出版社，不是要价太高，就是对作者不信任，说：一个人搞出这么个大部头，我们难得给你擦屁股。但亦有天意相助。娄底电大孟铁城通读书稿，并带头捐款。地区教委副主任廖惜英将家人为他满60做酒准备的2000多元钱全部捐出。一些学校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5月9日，我由涟源返回娄底，乘坐的中巴在斗笠山路段翻车。车上30人，29人死的死，伤的伤，唯我一人皮毛未伤，资料亦无损。不久端午生日，省城的朋友也赶来祝贺。供职在岳麓书社（刚刚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出版社之一）的梅季先生帮忙解决了出版问题。
1995年，书稿定名为《湘中教育志》，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一次印刷7000多册，订购的仅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0册。书出来后，赠送捐款者等1000多册，在本地区发行了1000多册，外地发行几十册，向全国各地交换了几百册。
《湘中教育志》散布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国。民间反响良好，被称为“奇人奇迹”、“方志奇葩”。不少专家、学者写来“诗评”、“信评”，有的还写来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评论文章。于是在2000年又编印了《方志奇葩—“湘中教育志”评论集》。第一件大事基本上结束。
但余音未了，仍不断有单位和个人闻知索要，继续有人“诗评”、“信评”和“文评”，更有人用书画作品评议。2001年初，河北邢台市教委决定编纂“邢台市教育志”，到处找有关志书参考，5月则来电又来信索求《湘中教育志》，说：“志书如林，大浪淘沙。选来择去，唯有《湘中教育志》为我所期求。”;陕西西安书画家王新民题赠“宏著芳名万古留”，山西娄烦县史志馆书画家李梦白题赠“修志功臣”条幅。2002年初,云南胡兴义先生赋诗曰：“一剑磨成十载余,官修史志则无虞。佘君独力真钦佩,亲历山川绘彩图。实绩迎来众口赞,奇葩开放九寰娱。功勋美誉传千古,笑对苍穹心自舒。”2003年，《浙江通志》网站刊文提出，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应进行“编修机构的创新”，指出“在上届修志中已出现私修情况，如湖南省娄底市端阳史志馆的佘国纲先生，自费编修出版了120万字的《湘中教育志》（岳麓书社出版），这种情况应当进行鼓励和倡导”。
2005年12月，端阳楼落成，万星楼网站开通，本人决定尚余的2000多册 《湘中教育志》全部交给端阳史志馆义卖（亦可以书换书），义卖所得，全部用于筹建万星楼。
第二件大事：研究宣传教育之神罗辀重
20世纪80年代末，在编纂《湘中教育志．人物传》时，发现了罗辀重。罗辀重（1889－1950），字春驭，湖南省湘乡县白露湾（今属娄底市西阳乡）人。1914年，他毅然自费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儿童教育，师从杜威，与陶行知等同学。1920年，他学成回国，谢绝高官厚禄，直奔湘中山村，埋首乡村教育数十年，直至离开人世。他30年如一日，以陶龛学校为基地，进行乡村基础教育的综合改革，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成了校产，连留美带回的照相机和几百张风光画片也献出做为办学之用。他立足当时，面向未来，实施“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素养教育”，在一个局部范围内成功实现了所有的儿童都能受到教育，并得到全面发展的近现代“教育的革命”，被人誉为“教育之神”。
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明末清初，中国有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可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100多年中，人们只知有黄、顾 “两先生”，而不知有王夫之（船山）先生。直到150多年前，邓湘皋、曾国藩编刻出《船山遗书》后，王夫之才为世人所知，并与黄、顾，并称为“清初三先生”。20世纪前期，中国教育界群星璀灿。但50年代后，只有陶行知、晏阳初等少数几人为世人熟知，而当时就被誉为“教育之神”的罗辀重，却鲜为人知，连本地“后生小子”都“不能举其名姓”。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有人发起纪念罗辀重的活动，罗辀重才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抬出来。大陆重建陶龛学校和纪念罗辀重的活动，在统战部门的支持下，大大热闹了一阵。1987年，有几个年老的陶龛校友成立了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但他们力不从心。1990年全国七届人大代表王工提出“总结、推广爱国教育家罗辀重的教育理论”的建议后，湖南也曾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亦未能如愿。虽然此时台湾和大陆都有几篇有关罗辀重的文章出现，但对陶龛的办学经验和罗辀重的教育思想并未有较为系统的总结、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我的第二件大事。（庆幸的是，这时还有一大批海内外年老陶龛校友健在。他们提供了不少原始材料和口啤资料。如果再晚几年，随着这些老人的相继离世，说不定罗辀重的教育思想将被永久埋没了。）
1991年，我在《湖南教育研究》发表“罗辀重教育思想初探”，“以其资料翔实与立论缜密，获得赞誉”（编辑陈健语），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破例吸收我为研究会会员。1994年，研究会补选我为副主任，1996年又要我担任主任之职。这时，研究会虽然名义上还有几位老一辈陶龛校友，但能实际从事研究的几乎只有我一人了。几年中，我写出了“再探”、“三探”以至“十探”，想在《湖南教育研究》上连载，得到的回复是：《湖南教育研究》“拟广泛地刊载湘籍教育名人思想研究，暂不宜集中版面刊载某一人的思想研究”。于是，1997年我便创办《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季刊，并着手编辑出版《罗辀重文集》。先是托熟人找了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做这无利可得之事。最后只身跑到湖南教育出版社，他们答应出版《罗辀重文集》。是真诚感动了他们，还是他们觉得“有此责任”，或者二者兼有？反正与他们社长、总编素不相识。
我一直在努力，想把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由个人的自发行动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均未能成功。1992年，我在市五届人大会上提议研究宣传罗辀重教育思想，没有结果。1998年，我在市首届政协一次会上再次提议，还是没有引起重视。1999年，一拖再拖的《罗辀重文集》终于在罗辀重诞辰110周年之际出来了。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我垫资承办了“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会议形势非常喜人。市教委、市教科所领导均出席会议。全国各地70多名专家学者齐集娄底。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指示：“我们的师专和教科所，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不能再让它成为少数人的个人行自发行为，而要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他表示：“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让他（罗辀重）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经验重新在湘中娄底这块土地上发芽、开花、结果，然后把它推向全国，推向 全世界。”娄底师专的领导也当场表示，将承担我打算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性的罗辀重教育思想研讨会。我本想在自己编印出《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一书后，就移交。然而，会议过后将近一年，一切照旧。市政府答应的15000元会议经费，直到2001年才由市教委给付10000元。
2001年初，在市首届政协三次会议上，我与35名政协委员联名提议要求在大会上就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发12分钟的言，没有回音；提议市委、市政府对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与推广作出决策，亦无回音。当我知道师专已无意举办全国性的罗辀重教育思想研讨会，再想自我准备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想再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之神罗辀重》，他们说：“《罗辀重文集》，我们出了。书都给你，不要你一分钱。但如果再没有政府领导出面，出有关罗辀重的书，不要再找我们，自费出版也请找别的出版社。”好在不久，新风出版社闻知找来，《教育之神罗辀重》得以在2000年出版。我在“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罗辀重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一文（刊登于《娄底师专学报》2000年第一期），也被香港国际教育协会看中，将其评为“特等奖”，特邀我出席2001年8月在泰国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华文教育论坛暨华人教育家成就颁奖大会”。我觉得这是将罗辀重推向世界的一个机会，必须抓住，于是积极筹集资金。从市财政得到10000元的补贴，自己再准备了7000元。与会者大多是身兼教授、研究员的校长、书记、县市长、教委主任和有较多科研经费的教授专家，他们会后大都考察旅游，花费在二三万以上。我开完会立即赶回，这一万多元没有白费。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几分钟的“有关教育之神罗辀重研究”的发言。这个发言又被大会评为“一等奖”。不久，又从娄底日报上看到，《教育之神罗辀重》一书被评为娄底市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更为喜人的是，10月18日，我被特邀出席《湖南教育史》“省内专家评审会”，另有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0来位教授专家出席。我在会上介绍了罗辀重及其素养教育思想，希望《湖南教育史》编委眼光超前，将罗辀重浓墨重彩写进去，得到与会教授专家的一致赞同，有关领导便要我起草“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思想与实践”一节，将罗辀重与杨昌济、徐特立和青年毛泽东并列为民国时期的湖南教育家。这篇一万多字的书稿首先被《湖南一师学报》全文刊发，全国许多刊物来函要求刊载，然后被省教育厅有关部门摘要采用七八千字，以“罗辀重与陶龛学校”为题单立为《湖南教育史》中一节，2002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从而确立了罗辀重基础教育改革家的历史地位。
我的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能够坚持下来，众多热心人士（包括有的领导）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不仅在经济物质上给予资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道义上给予支持。2000年，就有30多人填表加入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有广州的与罗辀重共过事的90多岁的离休干部，有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教授、特级教师、研究员，有干部、领导。尽管他们不一定会从事多少实际研究，但他们愿意加入，就是一种莫大的支持。那些诸如“湘中奇土”、“湖南一杰”、“湘中教育的福音”、“湘中教育家”等赞誉的话语，是不能单单视为花环的，它其实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道义支持。
有的人不理解，说：你一不是罗辀重亲属，二不是陶龛校友，三不是罗的同事朋友，四不是组织领导安排，五不是要靠此出论文评职称，何以如此热心罗辀重的研究？在10月19日的《湖南教育史》省内专家评审会上，就有专家开玩笑地对源流史专家何光岳说：“你要查一查，看姓佘的与姓罗的有什么渊源关系。”其实这很简单，我们在渊源上同为炎黄子孙，在心灵上悉悉相通；另外就是罗辀重值得研究，应该研究，我喜欢去研究；还有就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就可能没人去研究了（有的人想研究则力不从心），这样，罗辀重的教育思想就会失传，那我们就会既有愧于前人，又有负于后人．．．．．．
2002年8月，《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季刊宣布停刊，但我并不会停止对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2004年，我筹资兴建了端阳史志馆的中档次馆舍—端阳楼，第一件事，就是在端阳楼设立了一个“教育之神瞻仰厅”。2005年12月，在娄底电信的帮助下，“万星楼”网站开通，“教育之神研究”成为该网站一个重要栏目。我的未能出版的《基础教育的灯塔》和《素养教育叙论》将在网上陆续刊出．．．．．．
第三件大事：创建理性文化殿堂—端阳史志馆
在业余自费编纂出版《湘中教育志》和研究宣传教育之神罗辀重的两大活动中，产生了大量著作，于是萌发“以书会友”，创办端阳史志馆，打造理性文化殿堂的念头，便有了第三件大事。
我对史志馆的创办与建设作了三个档次的设想。
⑴低档次。本人以每月工资所余作邮资，广发信，广交友，主动寄赠《湘中教育志》等，以诚示人，交换各地史志、谱牒和专家学者文人专著，然后用自己全额集资住房为馆舍。虽无力公开对外开放，但本人会尽可能热情接待来访者。
⑵中档次。在实现低档次基础上吸纳馆员，开展共创活动。本人继续广发信、广交友；馆员们各尽所能、各尽其力。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收集图书，筹集资金，就一定能丰富馆藏，并另建小型单独馆舍。对那些著作等身的赠书人和捐赠藏书多的热心人，增设“个人专著室（柜）”或“个人藏书专室（柜）”。然后，创办馆刊，由馆员自愿轮流值班，至少可面向馆员和所有赠书人开放。
⑶高档次。如果有数千上万人参与共建的话，如果能拥有大规模馆舍（拟称“万星楼”）的话，那么她就可成为高档次的中华文化的收藏展示中心和宣传研究中心，以及公益文化遗产、资金的捐赠接收中心，同时还是现代化书院的论辩讲学中心，成为理性文化殿堂。她将组建世人信得过、后人可评说的贤良董事会，募集足够基金维持正常运转；她将向全社会开放，并为那些从事写作研究的文人学者和那些想展示自己心血成果和才能的书画家、收藏家、演讲家，以及那些为编纂出版回忆录、谱牒等发愁的人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及一条龙式的服务；她还将为那些因自己的文化遗产、资金找不到合适捐赠对象而发愁的贤良们，提供满意的接收服务。最终发展成为义捐股份的社会所有制的万星公益文化园。
事情按设想有序进行。1997年正式寄发创办“端阳史志馆”的信函，预计每发100封信收到一封回信。结果，到2000年年底，共发信10000多封，收到回信600多封，寄赠《湘中教育志》等近1000册，收到回赠的史志等各类图书4000多册，比预想的好。加上本人原有的万多册图书，低档次的端阳史志馆如期在2000年12月28日（世纪之交时）正式揭牌成立。
为记载端阳史志馆的初创历程，争取更加光辉的未来，2001年底《端阳史志馆揭牌典礼纪念册》编出，陆续献给关爱和支持端阳史志馆的真诚的朋友！2002年10月，黑龙江、安徽、重庆、四川、广州、长沙、娄底、山西等地的众多有识之士联合发出“共建万星楼”的倡议书，黑龙江满时新等拟骑单车到全国宣传海峡两岸统一，并为万星楼收集图书和募集资金，本欲2003年5月正式启程，后因“非典”而推迟。
2003年8月27日，陕西《教育报》头版头条发表“募资千万铸‘中华典籍’万星楼”的长篇报道，并配发“新闻话中话”《拒绝平庸》。9月2日，大汉集团总裁承诺在九亿步行街提供二层楼房作中档次的馆舍，并建议在此创办公益实体—万星茶楼，以利向高档次迈进。9月12日，《湖南日报》“双休周刊”头版头条刊发“历史教师欲造万星楼”的长篇报道。也就在这一天，满时新等正式出发，开始5人，不久3人回，到年底，行至吉林“怀家镇”，又一人离去，仅剩满先生一人在坚持。
因九亿步行街铺面旺销，大汉承诺的铺面留不住，2004年1月，本人下决心买下娄底市大科办事处竹山居委会一私人住宅，并吸纳非义捐款，改造为端阳楼。6月，出版“万星楼”报创刊号。2005年筹创开通“万星楼”网站。尽管人们大多断言：万星楼会成为空中楼阁，但我还是会坚持下去。
后语
三件大事的工作量，要花的时间、经费、精力，人们可想而知。于是就有种种猜测：一定有不少助手；一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定是一天至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定是本职工作丢在一边了；一定是很有钱；一定是个苦行僧；一定是个“高尚”、“无私”的人，等等。不然，就会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所发出的疑惑：“我的这位师兄”的“业余时间是怎么分配安排的”？“办这些事情的经费是怎么解决的”？“他到底图个什么”？
也许我的回答不一定令人满意，但我是实话实说。第一，我不可能有专门助手，也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从未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我只是拿有的人陪客吃喝、打牌等一部分时间用来办这些事就行了。第二，我的本职历史教研日常工作也不可能丢，所里分配的编写任务不可能不完成，因为我还得靠此拿稿费，用以办三件大事呢。至于历史教研活动的开展，工作的成效，在全省各地市历史教研员中，可以说不是落后的，省教科所和省地社科联多次评我为“优秀历史教研员”和“先进学会工作者”。当然，在本所，多年来我是连一个优岗也未评上，但还是评上“称职”了嘛。第三，我经济上还算可以,但不可能很有钱,关键是除了粗衣粗食和简单家用，我很少别的花费。但我也不是苦行僧，想有的、该有的、能有的，我也有。更为重要的是，我愿意拿钱办这些事，比我钱多的人多的是，可他们不一定愿意办这些，而打牌、桑拿、吸烟、喝酒花掉几百上千，他们则无所谓。第四，“高尚”、“无私”，作为道义上对我的支持，我领受。但作为花环式的赞誉，我不配。因为我 “有私”，为世人、为后人，也就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快乐人生。我也不算“高尚”。我不会像古时的武训，以出卖自己的人格让人打拳踢脚得到施舍去办义学；也不会像当今媒体宣传的模范人物，为了资助贫困学生，宁可让自己的儿子欠缴学费。记得明清时，有位“高尚”的贤者说：“宁可无衣无食，不可无书。”而我，缺衣少食或粗衣粗食可以，要是真到了无衣无食的地步，我是不会办这三件大事的。
2002.2 2003.9 2004.2 2005.12
发布时间：2014/3/6 【打印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