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素养教育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创立实践的独特的素养教育，是立足当时，面向未来的。他不只是在研究、实践改变中国教育，而且是在研究、实践改变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社会。它是中国乡村教育改革唯一成功的范例，是谋取“全人类幸福”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第三节 现代化特色乡镇的打造
1995年，我在整理罗辀重的遗著，准备出版《罗辀重文集》时，遇到两个令人深思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1936年罗辀重发表在《长沙市教育》创刊号上的“师范教育放言”一文，第一句话是“我本不是研究教育的”。
一个为了办好陶龛学校而自费到哥伦亚大学进俢“儿童教育”，后又终生从亊教育工作主办陶龛学校的人，为什么“本不是”在“研究教育”呢？
我反复思考，1998年终于从罗辀重的祖父罗信南自号“陶龛居士”，及其 “庵居蔬食方山子,马上论兵笑往年”的诗句中得到启示，找到了答案：罗辀重主办陶龛学校，其主旨并不是“研究教育”，而是摸索打造一个未来世界的特色乡镇：以“陶龛学校”为标志的“世上桃源”白鹭湾。1999年得到一位20世纪30年代末的陶龛老校友的印征。
1999年，我自已出资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大会，会议于10月17日召开。陶龛校友、安徽“血性”律师王 工(1939年至1941年曾求学陶龛)，自费前来参加，15日便到了娄底，住在我家。
我与王工谈了很多。他对我一人独纂《湘中教育志》和独家研究“罗辀重”、创办“端阳史志馆”，不像有些人那样觉得“奇怪”，因为他认为自己也能做得到。但他对我自费搞这些不理解，说他办不到。
我谈到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开篇就说自己“本不是研究教育”时， 王工立马回复说：“是的。辀师说过，他不是研究教育，而是要打造祖辈父辈理想的‘世外桃源’。他觉得‘世外桃源’是古代的事，自己应该为后世打造一个‘世间桃源’。”
这就印证了我对辀重先生“本不是研究教育”的理解。
交谈中，王 工对李品珍(陶龛教师、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发表的《罗辀重论》，颇有异议。他说李在《罗辀重论》一文中，开始极力表彰罗辀重，说辀重先生如何“伟大”，但最后却不认同辀重先生的“血性”素养教育，认为辀重先生“对于时代的认识是过于模糊”。
这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第二个问题是，1946年，罗辀重发表在《陶龛旬报》上的“《田园生活》的评语”，第一句话是“田园生活，我觉得是一种最合理最现代的生活”。
“田园生活”是“最合理”的生活，我能理解，也非常赞同；但“田园生活”，古已有之，为何说它是“最现代的生活”？我一时还想不明白。
2000年12月，我创办的“端阳史志馆”挂牌，设想馆舍应该是“田园式”山庄时，终于想明白了“田园生活” 是“最现代”的生活。2001年又得到一位20世纪20年代初的老陶龛校友的印证。
2001年8月，我被特邀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华文教育论坛暨华人教育家成就颁奖大会”，途经香港，拜访了香港油麻地文明里丽星大厦三楼实用书局的龙良臣先生。他20世纪20年代初求学陶龛，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办学校、开书店，从事革命活动，屡遭国民党通缉，40年代末移居香港。
这次拜仿，我不仅解开了“共产党得了天下，龙良臣这个有功之臣却未回大陆享受胜利果实”之谜，也印证了我对“田园生活是最现代生活”的理解。
龙良臣先生告诉我：“辀师的血性教育是终生教育，学生没有毕业。我们离开了学校，与刘石渠等参加了共产党，辀师仍然与我们保持联系，并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但辀师不大同意我们共产党的有些观点和做法。1939年曾与刘石渠就‘光明在哪里’发生争执。他认为‘光明由心造’，‘心’即‘脑’、即‘理智”。刘石渠说他是‘唯心主义’。但争论并未影响到师生关系。”
拜访中，我问起龙先生“解放后为什么没有回大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继续谈辀师所说的“光明”与“理智”问题。他说：“我来香港时，见过辀师一面。辀师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孔子的‘大同世界’其实是一回事，但如何实现它，需要‘理智’。‘共产’可以‘理智’地通过‘产权’变‘股权”来实现，不宜‘打土豪，分田地’，靠‘暴力’夺取；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人人都能过上‘田园生活’的社会。我开辀师的玩笑，说他‘打土豪’，不用‘暴力’，而是收‘特别学费’。辀师笑了。我问辀师‘为什么不公开自己的观点’？辀师说，他想先做好一个试点再说。可不久，辀师就离开人世了。”
就在这个2001年，我的罗辀重与陶龛学校研究有了最终的结论：白鹭湾是以“陶龛学校”为标志的“世间桃源”，即罗辀重先生在民国时期为未来世界打造的一个特色乡镇的样板。此后，我便开始模索、实践、体验这种“世间桃源”的“田园生活”。
2003年，我在准备修建端阳史志馆馆舍端阳楼时，特别设计了ㅡ个“自供花色蔬果园”。2005年，参与指导的农学专家林蒲田说我开创了“城市乡村化”的先河。2007年，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易小文教授参观端阳楼后题词：“奇哉，怪哉，伟哉！”2009年和2012年，我又先后在广西南宁和澳洲墨尔本开辟了“端阳园”和“端阳坪”两处休闲“田园生活”场地。
2016年3月12日，湘乡教研室特级教师旷湘平加了我的QQ，说他“一直关注”我，想到我的“端阳楼”看看。
我说：“虽然我现在住在广西南宁，不在湖南娄底，但端阳楼有我亲戚代管着。你可以去，只是我无法亲自接待，抱歉！”
3月27日，他与湘潭市教科院正、副院长和湘潭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长及湘乡芬水中学校长一行五人，在娄底市教科所所长王志海的陪同下，造访了端阳楼，说“收获很大”。
3月28日，他在QQ中问我：“为什么罗辀重先生在‘师范教育放言’一文中说他‘本不是研究教育的’？”
我回答说：“是的。罗辀重先生主办陶龛学校，主旨并不在研究教育，而是在实现先祖(父亲罗申田、爷爷罗信南)遗愿，把白鹭湾打造成‘世上(间)桃源’。”
事情得从中国孔子说起。
公元前五世纪，东方世界的中国出了个孔子。面对当时世界的贫穷和战乱，他为人类设想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叫做“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然而，这个“大同世界”，在孔子死后的近千年都没有出现。直到公元4世纪，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了篇《桃花源记》，人们才知道“大同世界”在武陵桃花源出现过。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但它与世隔绝，仅仅只有一个渔人看到过，只是一个“世外桃源”而已。
又过了一千多年，到公元19世纪，西方世界的德国出了个马克思，他把人类划分为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创造出阶级斗争理论，让劳动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劳动是第一需要”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
西方德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东方中国孔子的“大同世界”相似之处，都很美好。不同者有三：一、“大同世界”的设想比“共产主义”设想，要早2000多年；二、“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大同世界”理想具体。三、“大同世界”主张“以人为本”，靠“人性善”来实现，而“共产主义”却主张“阶级斗争”，靠“暴力革命”来实现。
西方德国的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东方中国爆发了“解放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太平天国”暴力革命。马克思批评“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 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指责“太平军” 是“魔鬼的化身”。
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按照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革命”的，没有一个不赞赏“太平天国”是伟大的“革命”。这些人大都在抽马克思的耳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自然也迟迟没有实现。
也就在西方德国马克思在世的同时，东方中国又出了个罗信南。
罗信南(1812—1871)，出生在湖南湘乡壶天一个耕读世家。太平天国起义时，他正值青壮年，很反对太平军的暴力行为。
1852年，太平军挺进湖南。罗信南请示当时的湘乡县令朱孙诒，招募了二千人的湘勇，并分别交给孝廉方正罗泽南、秀才王錱两人统领，抵抗太平军。不久，曾国藩则以这批湘勇为基础，组建起湘军，镇压太平军。
湘军建立后，曾国藩多次延请罗信南为幕宾，均遭谢绝。因为：此时罗信南对湘军的暴力行为也开始有了厌恶感。他一直羡慕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为人，响往远离暴力的“世外桃源”生活。1854年，他借口老母过寿和有病，离军回家，並陪伴老母从壶天迁居白道庵（今娄底市西阳乡境内）。
1856年夏，太平军陷郴州，扰衡州，长沙震动。罗信南“奋然”回营，会同绿营出身的参将李相堂出剿。李参将“性昏劣，不晓战事，既出境，纵兵大掠”，罗信南屡劝不听。行至郴州，罗信南请李出剿，李不出剿，却以掳杀平民捏报请赏。此战后，罗信南心灰意冷，遂绝意功名，彻底离开湘军，回到白道庵。
白道庵，地处涟水之滨。罗信南在离白道庵里许河边筑室居住。他将居地取名白鹭湾，居屋取名“白鹭湾草堂”。他“庵居蔬食”，当起了“方山子”；他“笑往年”“马上论兵”，过起了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他想把“白鹭湾”变为一个“世外桃源”，但直到1871年临去世时，自己认为堪称“世外桃源”的白鹭湾，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即“设校施教”和“养浆处邻里仁粟”不“缺本支”，仍没有如愿解决。
罗信南有四个儿子，长子、次子幼年即殇。他去世时，三儿子长炜才十二岁，小儿子长裿还只有六岁。但他也只能把自己未了的志愿交付给两个年幼的儿子。两个儿子虽然幼小，却都明了父亲的心愿，并牢记在心。
罗长炜(1858-1892),字甫生，号锡畴，官至安徽和州知府,以督造和县镇淮楼(“鼓楼”)有点名气，著有《和州集》。但他还来不及回家乡实现父亲的遗愿，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罗长裿(1865—1911) ，字退斋，号申田，6岁时父亲去世，10 岁时母亲又亡故，全由胞兄罗长炜教养成人。
罗长裿清光绪九年进学 (时年18岁)，十三年中举人，二十二年登进士，与康有为同榜，接着入翰林院，授庶吉士，擢编修，候补江南道。
罗长裿以江南侯补道任职江南时，深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器重，常被委办各种重要差事，每年俸薪所余颇多。但他牢记父亲的遗愿，不以财自私，而于光绪辛丑（1901 ）年将历年积蓄的俸钱，买田租五百硕，全部指做故乡地方公益事业的基金，创办了三种义举，即：义租、义渡和义学。
有人说：“为什么要搞‘义租’，而不搞‘义施(舍)’？‘租’，可是要‘还’的。”是的。这正是罗信南及其后辈目光远大、意义深远之举。不“施”而“租”，是对人“尊重”的“帮助”，是真正的“善举”。
这三项“义举” 了了罗信南一生未了之心愿。但罗长裿在外地为官，三项义举一直交给堂叔侄打理。它使白鹭湾的面貌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涟水河两岸来往方便了；佃户们缺衣缺食缺种有可借之处了；孩子们有书可读了。但十来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所描绘的没有战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道德淳朴、宁静和睦的社会生活图景，白鹭湾还没有出现。
罗长裿从1901年开始，先后开办并主持了江苏仕学馆、江苏法政学堂、江南将弁学堂，总办江南陆师学堂，后又调任江苏参谋处督办。他常以爱国家、爱地方、爱同胞激励士兵，深为将士拥戴。但他思想激进，不容忍士兵滋扰民众、滥杀无辜，因而遭人忌恨。1907年，他请调四川，总办四川陆军小学，推行军事新教育，学员大都成为各地新军骨干。
1908 年，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巨赵尔丰委任他统领川边新军五营，同时委任其旧部钟颖统领川边混成协，领兵入藏。赵尔丰认为“藏人服叛无常，非杀不足以立威”。而罗长裿看到川边藏民因连年兵灾，满目疮痍，焦苦已极，则约束部属，抚恤民情，“安民和众”，从而获得藏族同胞的爱戴，被誉为“活佛再世”。1910 年，他曾出使印度，并因功升为驻藏左参赞。
1911年春，川军统领钟颖，纵使部队奸淫掳掠，并擅自与藏东波密土著部落开战。罗长裿坚持“以和为贵”，将钟颖撤职，遣回拉萨，自统其军，使波密动乱很快得以平定，全藏转危为安。10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波密安民善后的罗长裿得知此消息，曾密谋响应。可钟颖却在拉萨打着“归国勤王”旗号，集结乱兵，大肆劫掠，并密约第三营管带陈渠珍，将罗长裿惨杀于德摩喇嘛寺。炮兵队长周逊背负其尸骨由青海逃归，结果客死道中，两人尸骨均不知落于何处。
罗长裿的长子罗辀重，从小随父亲在江浙一带生活、学习，并从小熟读过孔孟、老子等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对中西方教育思想都有所研究。父亲多次给他讲过祖父的遗愿，要他不要像自己一样外出为官，要回乡接掌三项“义举”，把“白鹭湾”变成“桃花源”。
当时，盛行着“革命救国”。罗辀重则认为“革命必先革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就得靠“教育”： “一切社会的改革，应以教育改革为基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陶龛教育墙》）；“中国的教育如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92年12月 刘欣森《回忆与景仰—为陶龛九十校庆作序》）。
1907年，罗辀重在为吴趼人创办的《月月小说》所写“叙言”中，盛赞吴君用“小说”启发“民智”。自己则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接掌“陶龛”后，“一生一世不做官 ，全心全意办陶龛”，“教人做人”，让“白鹭湾”变成现代化的“桃花源”—“世上(间)桃源”。
1911年冬，罗辀重正要回乡接掌“陶龛”时，父亲却惨遭杀害，尸骨无存。他只身入藏，仅收得其父少量遗著遗物，空柩而归。来回途中，他耳闻目睹的都是国弱民穷的景象，与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对国家对社会的积弊，对人民的痛苦，均有了较深的了解。。
1912年初，罗辀重正式接手其父三项“义举”，出任陶龛学校校长。但他并未立即着手打造“世上(间)桃源”，原因有二：一、父仇未报；二、有必要出国留学。
当时，罗辀重除了处理陶龛校务，就是整理先父的遗稿、遗闻，名之曰《泣血辑存》；并一度拜师学武，打算日后手刃杀父仇人，乡间曾流传着他手握牛角能使牛不能前进半步的故事。1914年春，堂兄罗季则留日归来，他便把陶龛校务交给堂兄，自己则咬指血书，详呈原委，赴京向民国政府控告钟颖。1915年3月19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终于申令：“将钟颖处以死刑。罗长裿死事惨烈，着陆军部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公道而慰幽魂。”
罗辀重在京城告状期间，又目睹了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种种事实；耳闻不少革命党执政的省份，竟纷纷致电“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还传闻北洋军阀众官僚觉得“拥戴”之词难以尽意，争相“敦请”袁世凯“早登帝位”。他感到“社会上的人心，实在太侥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君主统治，却没有在人们的心中抹去君主专制的阴影。他不等民国政府对钟颖作最后的宣判，急切地回乡，置父亲的“衣冠冢”于梅紫山祖坟后，便出国留学去了。
1915年冬，罗辀重在亲房罗仲渊、罗季则的鼓励和支持下，自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方面认真攻读儿童教育，另一方面则经常到餐馆洗盘子、到外面做杂工，既赚取生活费用，又熟悉了解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在美国呆了4年多，加上从堂兄堂侄们留日留法得来的见识，罗辀重对于如何以陶龛学校为基地“救国救人”，将白鹭湾打造成现代化的“桃花源”，已心有成竹。1920年，他满怀信心回国。有人推荐他当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他均直言谢绝，而直奔湘中偏僻乡村白鹭湾，重主陶龛学校。
罗辀重还未回国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堂侄罗彦谋，已经开始摸索实验现代化的“桃花源”：开办“求实通俗”学校，以“努力做人”为校训；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开设缝纫、刺绣、纺织、打袜等职业班，既给女孩子脱盲，又向封建礼教宣战；针对乡村赌博成风，成立女子戒赌队，宣传赌博的危害性。
罗辀重回国后，于1922年正式定“血性”为陶龛学校校训，后聘罗彦谋为陶龛学校校长，自已担任“校董主任”，陆续实施“学校家庭化”（家庭学校化）、“旬日教学制”、“中心教育旬”、“中心训练月”、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无分数教学）、“学生自治”和“校友服务制”，以及“施教不限校内，教学不限课堂”等一系列“血性素养教育”的教育教学制度；师生们同吃、同往、同学习、同劳动，“处已”讲“诚信”，“不弄虚作假”；“处群”讲“仁义”“遇事肯替别人想”。到三、四十年代，陶龛学校成了社会、学校、家庭为一体的“桃源”式生活的大家庭，“学风蔚变，影响所及，乡邑习俗，为之转移”。
20世纪四十年代的白鹭湾，据九十年代的当地老人和陶龛老校友描述的特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乡村城市。
白露湾原本是个偏僻乡村，人烟稀少，居住分散，涟水两岸之人少有往来，过往船只少有停靠。20世纪四十年代，这里的涟水河两岸形成了两条长长的热闹的城市街道。房舍大都是平房，最多两三层。村民们既务农又经商，无忧无虑：两岸来往有“义渡”，“本支”有“义租”， “求学”有“陶龛。过往船夫旅客，有事无事都要在此停一停，看一看，住一住，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陶龛学校更是比有些“城市学校”还“城市”：有电灯有电话，国际邮件常来往，省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好一个热闹的“乡村城市”。
二、画的环境。
20世纪四十年代的白露湾，“风景最佳，风帆上下，如入图画”。它背靠梅紫山，面对涟水河，山青水秀，风景幽雅，烟霞与白鹭齐飞，涟水共蓝天一色。陶龛尤招人注目：校舍宽广，院落幽静，既有旧式山庄平房，又有新式楼堂院馆，各栋之间有走廊相连，雨天不走湿路；教学室排列整齐，音乐室、美术室、图书馆、阅览室、师生宿舍、食堂、礼堂、操场，错落有致，井然有序；既有林荫掩映，也有围墙环抱。
三、诗的生活。
20世纪四十年代的白露湾，村民中没有文盲，没有乞丐，他们或农耕或经商，都过着文化人的田园生活；春节、元旦，父亲节、母亲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西佳节，月月都有，诗意浓浓。陶龛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一天到晚既是“忙”，也是“闲”；校门外广场具有迎人意的成行翠柏，是师生们劳动的结晶；飞檐斗拱的古式房屋和方菱园柱的西式建筑的参差交错，也无不浸透着师生的汗水；“念念亭”、“光明室”等优美动听的建筑物名称，学校钟声、鼓声与河中白帆下的摇橹声、垅中筒车的打水声相应和，更是饱含着师生的智慧；敲钟起床就寝，打鼓吃饭集合，响铃上课下课，冷水洗脸，热水泡脚、温水刷牙，事事处处都有诗情画意。
四、大同世界。
20世纪四十年代的白露湾，没有“暴力”恐怖，有的是“凡亊肯替别人想”； 没有“牢骚”发泄，有的是“实干创新”；幼有所育，少有所教，壮有所事，老有所养，残有所依，病有所靠；没有赌博，不吸烟，不酗酒，不劳者不得食；没有党派之争，没有权力之夺，决策者全义务服务，不拿工资；不放鞭炮，不烧纸钱，保护自然环境，素养文化新人。
这四大特征，足以说明白露湾在20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基本形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特色乡镇：即以“陶龛学校”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世上(间)桃源”白鹭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