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血性”精神，致力教育，勇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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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血性”精神，致力教育，勇做第一人
——记佘国纲先生的輈重情结
●曾有幸●
采写这个题目，我亦当是一份感动。
首先，是佘国纲先生锲而不舍的执着感动了我。佘国纲先生是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196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任教于涟源四中，后长期从事教研工作，1999年当选为地级娄底市首届政协常委。他把“一生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从事一切自己喜欢而又不妨碍别人的活动”的话作为座右铭，并为自己确立了一生的“三件大事”。其一是编纂一部地方教育志，现在，这部拥有120万字的大型精装图书——《湘中教育志》，已由湖南岳麓书社正式出版，摆在了世人面前；其二是创办以书会友的民间图书馆——端阳史志馆，也已于2000年底正式挂牌成立。谈起第三件大事，佘国纲先生则很是深有感慨，他说：“这第三件大事，我是花的精力最多，用的功夫最深的一件大事。”那么，什么是佘国纲先生花的精力最多，用的功夫最深的一件大事呢？那就是，研究和宣传教育之神罗輈重。
佘国纲先生还早在1992年，就向原县级娄底市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研究和推广罗輈重教育思想的建议，可惜没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到1999年，他又在地级娄底市首届政协会议上作出了同样的提议，但还是没有引起重视。2001年，他还是没有死心，又联名35位政协委员，再一次作出了议案，仍然没有引起重视。三次提案，三次失落，可佘国纲先生的輈重情结还是那么结实，凝固，深厚。这期间，在一些热心人的支持下，他自筹资金，搞起了“个体”研究，他先后出版了《罗輈重文集》、《教育之神罗輈重》等书，主持了罗輈重教育思想研究会，编辑了会刊《罗輈重教育思想研究》，每季一刊；又于1999年10月承办了“罗輈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輈重文集》首发式”。他对罗輈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谈起第三件大事，佘国纲先生真是口若悬河，足足谈了大半个时辰。末了，我慎重地提出来一个问题：“佘老师，罗輈重先生虽然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的陶龛学校在我地也很有名气和影响，但如果把它摆到全国的位置上，它又会怎么样呢？您现在把他的教育经验称之为一种思想进行宣传，是否在提法上有点过于抬高？”佘国纲先生立刻纠正着我的说法，他说：“你这样说，是对罗輈重先生的一生和所作所为还不够了解。我们之所以把罗輈重先生的教育经验称之为一种思想，这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已是得到了充分认定的。社会上也已正式肯定了它，并不是我说了就算。罗輈重先生与陶行知、晏阳初两先生是同时代的人，他与陶、晏两人一样致力于乡村教育，且倡导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和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就连当时担任民国政府教育视导员的吴研因先生，在视察过湖南全省的教育后，把视察过的10多所高级小学和完全小学分为甲、乙、丙三等时，唯划‘陶龛居甲等’，并说：‘中国的乡村小学，只有陶龛很有些特点。’陶龛当时也就与北方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乡师’齐名，称‘北有晓庄，南有陶龛’。而现在，凡知陶龛的人都誉罗輈重先生为‘教育之神’，称他是基础教育的‘灯塔’。去年，《湖南—师学报》刊发了我撰写的《罗輈重的素养教育思想与实践》长篇。今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湖南教育史》就设有专节记载‘罗輈重与陶龛’，并将罗輈重与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三人并列为湖南近代教育名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这里有一些资料，你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我相信，你看了之后，就会同意我们这种提法是只真不假的了。”
我知道佘国纲先生的三件大事都是自筹资金，自花力气，别出心裁地去办的，心里总觉有点费解和敬佩，也就紧接着又微笑地向佘国纲先生提出了一个与主题毫不着边际，也是很不礼貌的问题：“时下有人说湖南有三怪：怀化的袁隆平，岳阳的何光岳，娄底的佘国纲。袁隆平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何光岳乃自学成才的国家级专家，你佘国纲当是一个‘国家级’的自寻麻烦，自找辛苦的怪人了。你自己有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课题，哪有那么样的怪心思去办你的所谓自己想做的事？”佘国纲先生笑了笑，说：“那是别人的戏言罢了，我本人何德何能，竟敢与他们并称?我只不过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凭着自己的意愿，做了些让别人意外的，对我来说却是本应该这样做人这样做事，而又努力地真正的去做到罢了。”
我突然冒昧地又问道：“你是輈重先生什么人？”佘国纲先生好像一下子就洞察到了我询问的意图，马上就说：“我什么也不是，既不是罗先生的亲戚朋友，也不是罗先生的学生，更不是陶龛的校友或老师。也没有领导交待定任务，也不要凑论文论著评职称，我只觉得，罗輈重先生及其教育思想值得大家宣传和研究，应该大力宣传和研究。也许是因为我与他心灵相通吧，我高兴去研究。现在，罗輈重先生已经作古了，而他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作法均有独特之处，能给当今和未来从事基础教育的人们一些启发和借鉴。我国现在正在施行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地指出了：‘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这种提法与罗輈重的素养教育思想是多么的相吻合。从国家这一明确的规定上，也充分肯定了罗輈重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相当成功的。为了不使他的教育思想和改革实践经验失传，就必须有人去花大力气、下真功夫进行研究和宣传。而在这项工作上，如果你不去研究，他不去研究，我也不去研究，那还会有谁去研究呢？如果罗輈重先生的生平事迹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被埋没，其教育改革经验被失传，我们就会既对不起前人，又有愧于后人。”
一句多么有说服力的“我们就会既对不起前人，又有愧于后人”，一种多么强烈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度责任感。我深受感动！直到后来，我翻阅罗輈重先生的生平著述，这才意识到，佘国纲先生的这种輈重情结也正是罗輈重先生办学所提倡的“血性”精神，而从此处，亦可知輈重情结在佘先生的心灵之中影响之深，之固。
当晚，我把佘国纲先生交给我的资料仔细的看了起来，情不自禁中，我再一次感动。说句实在话，我作为一个娄底人，虽然以前也耳闻过陶龛的事情，但终究年龄时段不同，所知甚少，今日有幸邂逅这样一个机会，也就“血性”地认真的看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已是夜半三点，妻打了个翻身，一声轻唤，把我从沉醉中唤醒过来—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我连忙放下手中的资料。
连续一个多月，我细致地看完了《教育之神罗輈重》、《罗輈重文集》和1至20期《罗輈重教育思想研究》，以及一部分《陶龛旬报》和其它研究论文。这才深深感觉到佘国纲先生的眼力是那么的准确，那么的趋势，心里说：“难怪他要花那么大的精力，下那么狠的真功，那样的‘迷’，那样的‘劲’地去研究和宣传罗輈重的教育思想了，原来，輈重先生真乃奇人也。”
罗輈重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即公历1889年8月18日，系湖南省湘乡县白鹭湾（今属娄底市娄星区西阳乡）人。其祖父罗信南曾随清代重臣曾国藩、罗泽南等办湘军，转战江西。咸丰三年，告归奉母，因甚慕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人，酷爱陶诗，在每次读毕陶诗后，必恭敬地将诗集置于自家神龛之上，故晚年自号“陶龛居士”。1901年，罗信南之子罗申田将历年所积，置田租500硕，全部做为地方公益事业基金，创办义租、义渡、义学三种义举。其中义学田租240硕，取校名为“陶龛”。1911年，罗申田升任驻藏参赞，因当时正值武昌起义爆发，西藏驻军趁机哗变，大肆抢劫，罗申田誓死守卫边疆，不准撤防，惨遭奸臣勒杀，子罗輈重编就《泣血辑存》，于1914年赴京告状，终得昭雪。次年，罗輈輈重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学，先后与胡适、陶行知同学，师从杜威先生，攻读教育。1920年学成回国，他毅然放弃了政府对归国留学生诸多的优厚待遇，只身回到了他的故乡——湘中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又一口回绝了湖南省意欲借重而委任他为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的高官大位，感觉“中国的教育如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立志于平民教育，主持陶龛学校，直到去世。
罗輈重以陶龛学校作为自己的教学实验基地，大胆实施教育改革，推行“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素养教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和称赞。他的实施乡村教育改革实验，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0年开始到1937年。在这一阶段，罗輈重以身作则，团结亲友和教师，力谋发展，取得了充实办学资金、完善办学条件，改革教育体制、更新教学方法，和制定校训三个方面的初步成效。第二阶段，从1937年至1945年。这一阶段，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困难重重，罗輈重迎难而进，临机而作，不断丰富和完善教育改革思想理论，把陶龛学校办得越来越红火，吸引了不少社会贤达和政府机构的目光。第三阶段，从1945年至1949年。在这一阶段，罗輈重一方面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继续坚持办学，完善改革实验；另一方面，则更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办学经验，大力推进自己乡村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自成一家的一个重要流派。
罗輈重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血性教育、素养教育和三爱教育的具体实施上。
一、血性教育。
罗輈重先生再度主持陶龛学校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的时节，那时，各地军阀为一已之私，已相互残杀多年，人民群众已完全陷入了茫然无助而又水深火热之中，其思想也已深深沉入了麻木、苍凉的境地，罗輈重深深感觉到“现在社会上的人心，实在太侥薄了，太不血性了”，为了不辱“先烈设学改造社会”的使命，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态，把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所说的“血性”就是“尽职尽责”一说，提高到了一种道德理论的高度，他说：血性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称许之吾国固有之美德‘信义’”，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诚实守信”、“尽职尽责”，而学校教育就是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人”就是真诚的人，具有血性的人；血性的人是要乐于奉献，是“诚”而“愚”的，是“为他”而不是“为己的”；“讲求血性”的核心则是要“讲求正气”，它也是“血性”的最高境界，“只要是信之所在，仁之所存，便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决不畏难，决不退缩，也决不怕失败。”；“血性的重要元素是‘义’”，“‘义’是应该做的事”，“对于一件事，只须问良心，看应不应该做，如果应该的则以大无畏精神，冒万难去做”，“所谓应该做的，就是有‘义’在这里面，完全不能含有丝毫自利私图的意思在内。这‘义’的标准容易定，凡为公众谋福利的就是‘义’；自私自利的就是非义了”也就是说，讲求正气就是要敢于以“不怕死”的精神去做一切“应该”做的事，因为“连死都不怕，自然什么都不怕了”。1922年10月29日，是罗輈重父亲罗申田殉难的纪念日，罗輈重是深深的理解和敬佩父亲的，他认为：父亲的一生完全是一部血性的历史，完全是热血的结晶品，所以成其伟大的人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是血性的人，决难做到。因此，在这一日，他正式宣布了定“血性”为陶龛的校训，将“血性”精神引入了学校，作为“唯一教人教己的方针”，对学生进行“血性”的教育。1937年，国难之际，他发表《在国庆日谈“血性”》的文章，提出“在平时，固然需要训练大众血性，在战时，尤其需要血性”，从而把“血性教育”从学校又进一步推向了社会。40年代，罗輈重又亲自主持，重新谱写了一首校歌“求知识，讲血性。练身体，修学行……”，它与一首校友歌“陶龛，血性。陶龛，血性。记住校训，保持童心。大家一样血性做人，血性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不血性的人，哪里是我们的校友”随着陶龛学生的毕业分散，唱遍了全国和世界许多地名，从而教育了不少人，唤醒了不少人。那时候，陶龛学校的“血性教育”就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血性”学子，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以“血性”律师的誉称闻名海内外的王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曾盛赞罗輈重先生说：“如果说梁启超是血性启蒙宣传家，那么罗輈重当之无愧的是血性启蒙的实践家和教育家。”（引自《罗輈重教育思想研究》1999年王工文《血性启蒙实践家与教育家—罗輈重》）
是的，罗輈重是当之无愧的“血性”教育家，同时，也是真正的血性主义实践家。也只有象罗輈重这样一种血性主义实践家，才敢于有勇气，有大气地弃“自己是留学生，是贵族的苗裔，是乡村的绅士，和党国某些要人又有过同学关系”等优势，一生不为官，甘愿“作笨牛式的努力，干着乡村教育”（引自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罗輈重论》，1937年《楚风》半月刊）。在平时，罗輈重时刻以乡村教育为已任，关心群众，关心教师，关心儿童，关心学生，关心学校；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社会，他一次又一次地宣传“血性”，讲解“血性”，推行“血性”。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罗輈重变口头为实际行动，立即组织了徒步宣传团，亲自带领学生到湘乡县城和永丰等地进行宣传游行，并在校内举行夜操，以应付“非常时期”的到来。“七·七”事变，他又发起了百件棉背心运动，支援前线。
在1937年“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罗輈重创办了石印《陶龛旬报》。他在创刊号发表《前奏》一文说：“血的‘九·一八’又到了”，“这战争是要靠全民族团结一致奋斗”，“前方的战士正英勇地在狂呼，疾进，浴血，死亡……而后方的我们也应该动员起来，准备作他们的后援队”。“我们是小学生，但我们都养育在血性里。在这超非常时期中，我们的血，也随着国人的血沸腾翻搅起来。我们愿滴尽最后一滴血，为我们怒吼的民族努力”。1938年，决心以身殉国的罗輈重，在给老友周伯勋、林含辉的信中慷慨地写道：“现在敌人的威胁一天天接近我们。这真是千载难缝给我们报国的好机会了—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我们决不作最后的打算，我们没有‘最后’，最后的一切痛苦，让我们那些贪生怕死的后代人去忍受。我们不会教《最后一课》……我们这群负有教育责任的，虽自惭无力，但决不愿反为国家之赘瘤。我们的理想是这样的：不管湖南变为战区也好，湘乡化为焦土也好，省款补助无着也好，我们只是照常进行——不，我们比平常还要努力的进行；如果我们的学生都不来了，就施行校外教育、民族教育或难民教育、伤兵教育、散兵教育（即所谓游击式教育），甚至土匪地痦起来了，则施一种感化教育，直到国家说不要我们负教育责任的那一天。”浓烈的血性，深厚的社会责任感，重重地撞击着罗輈重的心。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先后30多次发起抗日捐赠和募捐活动，并多次发起“贡献一日工作”、“一元还国债”、“文化劳军”、“日行一善”等抗日爱国运动，支援前线，支援国家，赈济难民。同时，也把陶龛学校办成了一所抗日的师范。到1944年，陶龛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达到了高峰，罗輈重带头将自己的长女送进了抗日部队后，又分批保送了20名男女青年参加到了抗日前线，这年秋季，他本人也以“老青年”亲自参军入了伍。
二、素养教育。
对于素养教育，罗輈重在1943年发表的《智育及其他》、《群与群育》和《谈素养》三文中具体明确地阐明了“学校实施五育的本意”，他说：“素养是什么？素养是平素的修养。”作为学校要培养的现代化的“集团生活”的社会能员，不仅需要懂社交、道德、文化、身体、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技能，而且要有这些方面的“修养”，而这些“知识、技能”和“这种修养”，都“要从教育得来”，于是便有了学校之“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并说这种五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并重”的，因此，围绕这一理论，陶龛学校实施了不少的教育改革和理论探索。
首先是“合于古，宜于今”的“旬日教学”。“旬日制”，是我国古代自己的一种时间安排制度，在唐时即有遇旬休沐的“旬休”记载，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国实施“星期制”。罗輈重认为，“星期配以七个星子之名字，牵强附会”，且“在一月内、一年内，毫不整齐，于记忆上及计算上极感困难”，而“星期制”的另一含义“礼拜制”，则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于是，罗輈重正式于1931年改“星期制”为“旬日制”，即每月逢一为旬之开始日，其早晨举行纪念旬会；逢十为休息日，逢三、八日作文，遇有三十一日为特别日，举行一切全校之活动集会，如大扫除、比赛、会试、娱乐、远足等，每学期以办足十五旬为原则。如此，为学校实施素养教育，增加了学生的在校时间和学习时间。
其次是“愉快教学，教学愉快”的“无分数教学”。罗重“对死读书死用功，不加注重”，他重的是“教给受教者以求智的方法，指点求教之途径，给以开‘知识宝库’之钥，至于知识本体，应让他自己各自去求自己所需要的”，“重思考，不重记忆，重知识的应用，不重知识的本身”，重“亲身经验”、“野外观察”，主张“教、学、做合一”。他还注重让学生“养成自动研究的习惯”，主张“各种小组研究会，愈多愈好，各就兴趣组合”。他认为：“把学生视为海绵、印泥，把教育视为一般知识的累积”，是“不懂教学的教师”，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学生自发的能力，不晓得教育是生长的历程。只把自己尚未溶化的书本知识，灌注给学生，植入学生的心，至于知识之实践与求知之方法，何谓辅导，何谓启发，则置之不问。他们不肯修养这种技术，而且不把这种知道认为必要，单凭注入与考试为唯一的方法。”因此，陶龛学校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试行“无分数教学”，40年代正式全面实施，以切实提高广大学生求知的兴趣，达到“愉快教学，教学愉快”的目的。
六七十年前的陶龛，不把课堂叫作“教室”，而是称作“教学室”，这一字之多，也充分反映出陶龛学校主持人教育观念的前卫。那时的陶龛，虽然也按年级分班教学，但具体到每个学生，则是“无年级教学”，他可以在五年级的班学国语，在三年级或四年级的班赶学算术，一年后达到在六年级的班同学国语和算术。陶龛学校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则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成绩也一般都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也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每期末，学校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求学情况也没有分数，30年代按“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报告，其中“学业”又分“达到标准的科目”、“不及标准的科目”，“进步特异的科目”、“最感兴趣的科目”“急需补习的科目”等项；40年代则按“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大方面几十个项目报告。在陶龛学校，师生们一天到晚都“像很忙而实闲，又象狠闲而实忙”，他们玩是教学，教学也是玩，从未有过沉重负担的感觉。1935年，湖南湘乡县督学宁纯宦在其视察意见中说：“县中各完全小学多用力于高小部，求毕业会考之优胜，该校（陶龛）则平均发展，只求实效，无与人争胜之心”。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县级历年会考中，陶龛学生的计分成绩总是名列全县前茅。无疑，这都是陶龛学校素养教育的结果。
再次是各种实验班的开设和“准备教育”的实施。为了“要求一个适应时代的使命的转变，要求一个适应战时环境的改进”，还在1938年初，罗輈重就在陶龛学校试办了一个“战时农村实验中学班”，“在中等教育阶段实施一种生活的教育、应变的教育、自给的教育”。这样，罗輈重在前段改革学校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又迈了一大步，以办完全小学为主体，兼设幼稚园，兼开乡村师范，创办“实验中学班”、民众夜校、特科班、工读班，附设木工场、印刷处、理发店、菜园、农圃，变应试教育为“素养教育”，变“升学教育”为“就业教育”，建立了一个适应农村实际，适应战时实际的崭新的教育体制。到1947年，正式开办了中学实验班，明确提出了“准备就业”的办学目标。而对于民众夜校的扫盲教育，罗輈重着重地提出了“扫盲工作并不只是识字”的观点，他说：“文盲之所以成文盲，正因其为政治盲、经济盲、社会盲、卫生盲、自卫盲——尤其是理盲（即见理不明，患着瞀病）。只要在这方面能使他们睁大眼睛，他们自然需要更多的教育与更多的文字。”这就是他创办民众夜校的目的。
另外就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的学校家庭化。罗重认为：“教育之范围应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而学校“聚各阶层、各姓族于一堂”，已有社会的性质，“学校家庭化”，学校教育就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施教与受教”，而应“包括平时的言谈讨论，彼此知识更换，社会领导共事及种种模范作用”。因此，学校要求全体师生均应住宿在校，学校以“为父母服务”为天职，凡父母所作的，学校“尽可能做到一一做到”，教师既负“教育”之责，也兼“管训”之责，“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誉学校为“全体师生的家庭”。而到了寒暑假，学校则又要求学生把“所学的，向比学校广大千万倍的社会中，各个地去实地试做一下看”，形成为“家庭学校化”。这种“学校家庭化”和“家庭学校化”，大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生活的水平，形成为“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保证。
为了保证素养教育的顺利实施，罗輈重对于办学环境、教学设备、教师要求及其办学思路等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总结和阐述。他说：学校所在地之环境，与学校教育“有莫大之关系”，这种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求学’本不限于向学校求。不过，学校是专为‘求学’而设的，它除求学外，没有别用。所以它要有便于求学的一切设备，如博物馆、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农圃、工作场、运动场等；教师的任务主要不是“教书”，而是“造人”，教员“必须注重人格，以身作则”，应以“爱”为中心，以服务、效劳为最高理想，要树立“三爱精神”（即爱教育、爱儿童、爱学校）和“三血”精神（即磨血，磨尽自己的心血；呕血，呕尽自己的心血；造血，为社会创造新血液）等。因此，罗輈重对于聘师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他特别注重教师“人品”的选择，曾先后发表《师范教育放言》、《聘师之条件》、《怎样做教师》等重要文章。又千方百计地增加教学设备，努力改善内部环境。在办学思路上，他还睿智地提出了“经济办学”这一明析现实的概念。
三、爱的教育。
罗輈重对于爱的教育，主要是基于“解放儿童，信任儿童，服务儿童”这一观点提出的。他认为：儿童是美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人。罗輈重把他的爱的教育，称作“替小朋友当差，为新中国铺路”。因此，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问题。他说：小学的目的，是在给人生—最好的开始”，“儿童有天资好的，也有天资差的，但他们都是儿童，都有求学的权力”，因此，他在《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中公开宣布：“只要已达学龄，无须经过什么入学检验，因儿童不管愚贤不肖，在法规上均须上学。”针对农村上学儿童不多，女孩更少的情况，罗輈重特别注重招收女生，对贫困家庭的女孩一律免费教读或少收学费，并带头让自己的女孩正规就读。为了让贫穷人家的孩子都能安心上学，罗輈重还特别允许家长将鸡、鸭、鹅、蜂、羊、兔等交学生带学校饲养，待学期终末，将生产品抵作学习用品；学生还可将柴、桐油、干菜、蚕豆、红白薯、南粉等农副产品，带交学校，抵折学费和住宿费。在罗輈重主持校政的三十年中，陶龛学校对赤贫学生一直实行免费就读，仅1937年，一次就招收工读免费生30名。在整个抗战时期，陶龛学校还对战区、沦陷区来的“难童”，特设了“借读部”，以让他们及时就学。
陶龛学校不“以教师为中心”,而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主张学校“为儿童所有，为儿童所治，为儿童所享”的“三儿主义”，从小就让孩子们学习民主地自己管理自己。在陶龛，凡是孩子们能做的事，都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做。学生“在校一切起居饮食”，都“随团体而自发自动”；“教学室、寝室清洁，完全归学生轮流负责扫除，不假手校工；”学校食堂、合作社、阅览室、花圃、竹木林等，都是学生服务员自己管理；节日、纪念日、旬会、演讲会等，也都是学生自己担任主席。而学校又严禁大人“役使儿童”，让儿童去为教职工干这干那。学校要求小学教师树立爱学校、爱教育、爱儿童的“三爱”思想，实行“爱”的教育，从爱心出发，“重视儿童，帮助儿童，为儿童服务，解除儿童的困难”。
在“爱的教育”上，罗輈重决不容许体罚，他说：“ 我总觉得儿童正如嫩苗，经不起风雨的摧残，牛羊的践踏，全靠人工来培植。而教师就是园丁，负培养责任，应该日夜注视着小生命的发育，苗向上长，如发现有弯曲之倾向时，只能轻轻地予以夹正，决不是把他打击一下，压迫一下所能矫正的。至于莠苗之发生，则咎在选种不精，与莠苗本身无关，直接给莠苗以罚，不能使莠苗变茂草。”因此，他主张，对儿童“不用体罚，必须以“循循善诱”代替“严律厉色”，“不要妨害他们生理与心理的发育”，使他们“自由生长于乐园之中”，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学习“做人”。
罗輈重还指出：“儿童的良好品性，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教学过程中培养，实际活动中训练。”他还主张完全的“以身作则”，注重人格的感化。他说：“因儿童最富于模仿性，以身教比以言教，收效何止万倍：故我们要学生劳动，我们就得自己先劳动；我们要学生早起，我们自己就不得晏起；我们禁止学生吸烟，我们自己就不得吸烟；我们自已不穿长衣，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穿起长衣来，就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了；我们同桌吃饭时总得谈谈笑笑，我们就不去禁止学生吃饭时谈笑。‘以教人者先教己’，是我们的唯一信条。”他还指出：实施训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的偶发事件中，加以亲切的指导。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才好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才有效果可言”。陶龛“爱的教育”，完全以儿童自身的实践为前提，取得了积极培养儿童心理素质，健康发展的理想效果。
有了陶龛学校，有了罗輈重教育思想的伟大实践，就有了中国社会光明发展的又一个闪光点。在他办学的几十年间，陶龛学校享有了很高的声誉，“外省县子弟，亦多向往就学”，据记载，1938年，陶龛在校学生540人，其中抗战军人子女68人，从战区来的“难童”30人。1942年，《陶龛旬报》曾刊登过东南七省36名学生姓名，就连当时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 （湖南茶陵人）及其夫人陈乃蔚，也一致认定罗輈重教育有方，并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国内，留在陶龛就学。著名作家张天翼也曾亲自写信称赞陶龛，说陶龛学校和晓庄乡师一样，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学校”。罗輈重教育思想的伟大实践，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陶龛学校所在地白鹭湾，原是一个穷乡僻壤，消息闭塞，愚昧落后的小山村，十几年后，立即变成了没有文盲，经济初步繁荣，交通方便，信息灵通，风气大变的模范乡村。
1949年8月至10月，湘中各地相继解放。罗輈重欣喜地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并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年底，他编写了近两万言的《冬学课本》，以适应新中国教育向工农开门的需要。1950年春，罗輈重被特邀参加了湘乡县人民代表大会，不久又出席了益阳地区的一次教育行政会议。他决定迅速将私立陶龛学校移交给人民政府，并决心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把陶龛学校办得更好。不料，昔日受到罗氏族规惩处的弟媳周某，趁土改工作组主要负责人不在，伙同村上歹徒发起了诬告之难，矛头直指陶龛学校，说罗輈重是“大地主”、“伪善人”、“封建卫道士”，并进行人身侮辱。罗輈重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去保全自己的清白，保护同事，挽救学校，遂于4月5日清明节凌晨，毅然投身于校园水池自溺，实现了他“生为教育，死为教育”的誓愿。
现在，輈师去了，可輈师的教育思想永传民间。记得还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生产大队选支书，大家一致推举了我大队一位曾在陶龛就学的社员，理由是：他是陶龛培养的人。好简单的一个理由，却说服了几百人的心。从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产生了对陶龛的向往。可惜，罗輈重没了，陶龛也没了。
难怪，我们的佘国纲先生对罗輈重先生有那么深的感情，要“花精力最多，用功夫最深”地去研究和挖掘，宣传罗輈重教育思想了。他深深的罗輈重情结为今日的中国教育打开了一扇灿烂的门。
注：文中所引引文，除标明者外，均引自佘国纲先生编著之《罗輈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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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3/11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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